安特生（左二）在仰韶村农商部为安特生发放的护照人面鱼纹彩陶盆年，安特生在河南省渑池县的地质工作纪念照◎郭静超
一百年前，以发现仰韶文化为标志的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的发现，宣告了“中国无石器时代”的终结，将中国的历史向前推进了至少两千年。与此同时，仰韶遗址的首位发现者、仰韶文化的命名人——安特生，也启动了一场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世纪大讨论。
百年一问发现仰韶
一个人总有一天会思考这个问题——我从哪里来？一个国家，若想拥有更广泛的民族认同、更强大的凝聚力，也要解决类似的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文明起源于何处？
近代以前，中国人不太研究这个问题，因为人们相信开天辟地、三皇五帝的说法。然而到了近代，这一说法开始遭受内外夹击。在国外，有人根据一些中国习俗、神话或传教士的见闻等，臆想中国文化源自西亚、埃及、印度甚至中亚。比如在年，英国伦敦大学的拉古别里就主张，中国民族的始祖*帝是从巴比伦迁来的。
在国内，“由于受到年‘五四运动’的影响，传统的儒家学说受到批判，而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田野方法开始流行。”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历史学家开始怀疑古史的真实性。正如他的学生刘起釪所说：“把一向不认为有任何问题的绝对可信的我国煌煌古史系统来一个从根予以推翻，等于是向史学界投了一枚原子弹，释放出了极大的破坏力。”
正是在这个时代，中国经历的内外交困局面激起了一些知识分子的不满。他们开始重新思考何为“中国”，谁是“中国人”，萌发了民族主义意识。梁启超提出的“中华民族”概念，给了中国人一个充满向心力、凝聚力的身份。
也正是在这样一个文明探源的大背景下，中国现代考古学应运而生。身为瑞典地质学家的安特生，作为当时中国*府聘请的专家顾问，按下关键的启动按钮。
年，安特生受中国北洋*府的邀请，任农商部矿*顾问。最初，他的主要职责是协助中国地质学家寻找铁矿和煤矿。上任不久，他便带领团队在河北发现了储量丰富又便于开采的龙烟铁矿。其卓越的工作能力受到中国*府极高的赞誉，然而，由于时局动荡、战乱频仍，采矿工作难以进行，于是安特生向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提议，计划采集古生物化石。年，计划得以实施，但他在搜集哺乳动物化石的同时，也注意到了石器，因此又与中国同事一起搜集了不少石器标本。
为何当时中国*府要聘请一个外国人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先生说：“原因有二，一方面，安特生在地质学领域的工作非常出色，参加过北极和南极的探险活动，在世界铁矿、煤矿资源的调查方面成果丰厚，还被推举为‘万国地质学大会’秘书长，并在来中国前担任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另一方面，他来自瑞典，这个国家与其他对中国虎视眈眈的西方列强不同，对中国少有野心。”
年，安特生带着调查脊椎动物化石的任务第一次来到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后期，他一直请中国同事留意当地的石器。年深秋，他派地质调查所的刘长山再到仰韶村寻找化石，此次，安特生特意安排刘长山带了些已有的石器标本，以便给当地百姓展示，作为寻找更多石器的线索。令人惊喜的是，刘长山不仅在老乡家里发现了类似的石器，还得知了石器的出处，最后他带回了多件石器标本。由此，安特生推断，仰韶村可能有一个相当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年4月，他第二次来到仰韶村。陈星灿说：“在村南冲沟的断面上，他发现了厚厚的灰土层，其中石器与彩色陶片共存。”在对地层进行几小时的详细观察后，“他确信这是一处丰富的史前遗存，值得挖掘。”他回到北京，征得农商部和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同意，并从当地*府获得支持。
年10月27日，发掘开始。
安特生的敏锐嗅觉得到了验证。历时30多天，“收获相当丰富，获得了一批石器、骨器和大量的陶器，其中还有一些彩陶及完整器物。”
其间，安特生还在附近村落发现了其他史前遗址。之后，他派助手在河南其他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又发现了三处史前遗址，整理资料时，安特生将这些遗址统称为“仰韶文化”，推测它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或铜石并用时代初期。
仰韶文化的发现，对于中国考古学以及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意义重大！
陈星灿说：“仰韶村是中国发现的第一个史前村落，仰韶文化也是发现的第一个中国史前文化。这一发现将中国历史从人们熟知的商周时期向前推进了至少两千年。”
安特生在其年出版的《中华远古之文化》中提出，仰韶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前身，是“中华远古之文化”。他认为仰韶文化与商周文化紧密相连，它是汉族的远古祖先创造出来的。
“在此之前，中国文化给人的感觉，就好像老子，刚生下来就是个白胡子老头，一落地就会用铁、用铜。其实人们不知道，它也有一个漫长的童年。”陈星灿把发现仰韶文化比喻成“重拾了自己的童年”。
彩陶与“中国文化西来说”
从仰韶村回到北京后，安特生开始思考仰韶彩陶与中国之外彩陶的关系。19世纪末，考古学家在乌克兰发现了特里波利彩陶；年，在中亚土库曼斯坦发现了安诺彩陶。安特生比较了仰韶、安诺和特里波利彩陶之间的关系，发现仰韶彩陶与安诺彩陶图案相似，认为它们可能出于同源。加之他认为后者的彩陶年代稍早，所以就推测仰韶彩陶可能由西方传入。不过，这只是安特生的假说。
为了验证这个假说，安特生又花了两年时间调查甘肃和青海的史前遗址。为什么要去甘青地区？因为假如彩陶是从西方传入的，那一定会在通往中原的路上留下痕迹。
年9月，安特生发现了改变他一生轨迹的朱家寨遗址。该遗址位于青海省西宁市以西20公里左右，遗址分为居住区和墓葬区，墓葬区出土了43具人骨和大量随葬遗物。
这次发现，让原本打算返回北京的安特生在此停留了一年。一年内，安特生及其团队相继发掘了卡约、灰嘴、辛店、齐家、马家窑、半山、寺洼、马厂、沙井等重要遗址。到年10月考察结束时，这次甘青之行共发现了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遗址50余处。调查之初，他还收购了不少精美的彩陶，成为日后研究陶器的重要实物材料。这次发现也让他放弃了地质工作，将研究方向转向了考古。
基于此次的众多发现，安特生将这些遗址以陶器为标准分成了六期：齐家期、仰韶期、马厂期、辛店期、寺洼期和沙井期。时间跨度从公元前年至公元前年。安特生认为齐家期的陶器简单质朴，所以应该排在仰韶期之前。这一排列方式似乎完美地支持了他即将做出的结论，同时也为后来招致的批评埋下了隐患。
年，安特生在瑞典地质学杂志上发表了《甘肃省的考古发现》，提出中国文化在新疆地区生长起来，并受到了西方的影响，“中国人种最早之进化当在亚细亚之里部，略如中国之新疆或其邻近之处。”他的依据是，根据上述陶器文化序列，仰韶文化晚于西部的齐家文化（实际并非如此），加之当时没有发现华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前的遗址，而甘肃的彩陶又十分精美，使得仰韶彩陶来源于西方的假设成为可能。
由考古学证据得出的“中国文化西来说”，似乎证实了之前西方人推测的中国文明来自西方的说法。因此，该观点一出，顿时轰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