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年起，在10年的时间里，我三次去伊朗国家博物馆考察伊朗馆藏元青花，五次（途经伊斯坦布尔到德黑兰）进入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博物馆参观和上手了土耳其馆藏元青花。所去的次数与上手的西亚馆藏元青花数量，应当相当可观了。俗话说：实践出真知。对一个事物的了解，当然要亲自接触这个事物。这个本应是一切古代艺术爱好者要遵循的道理，在当今中国这个利欲熏心的市场环境中，竟然成为一个常人不容易企及的道德标准。元青花是中国的国粹，是可触摸的器物，世界各大博物馆和国内各大博物馆都有收藏和展出，在这种社会条件下，认识它还有什么难处吗？然而，在中国的文物界、收藏界，现实的状况就是一个字：难！“元青花难认定”成为中国文化界的一个历史性笑话。若干年后，我们的子孙辈将会嘲笑这一代人的无能、无为、无行、无知！但现在还是在“现在”，“现在”是一个不规范的、妄语横行的文化时代，国粹元青花遭此厄运，也在情理之中了。
我们，一批被称之谓“国宝帮”的中国收藏家，在十数年中，用自己的血汗钱保护了一大批真正的国宝，但道路曲折，斗争复杂。为元青花正名的路，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始的。
第三次去伊朗，对我来讲，已经不新鲜了。这是年5月，伊朗高原气爽天高的时节。但第三次去伊朗我有一个愿望：争取到伊朗钴矿去。年去了，但只到了一个村子边上，没有能去矿区。积聚已久的强烈的内心冲动是想亲眼见一见神奇的“苏来麻尼”！伊朗资料记载，“苏来麻尼（soleimani）”是一个伊斯兰圣人的名字，由于当地出产一种神奇的、在阳光下闪烁银白色光芒的黑色石头，而这种石头又有着色功能，于是当地就把它与圣人联系在一起，名称一直沿用至今。——这其实就是钴矿，而且就是伊朗的钴矿。
我与随行的同伴——南汇博物馆郭馆长，上海藏家余念忠、卢志禹，浙江电视台余坚，杭州藏家老杨、小余以及南京藏家姜培育，与故宫博物院李辉柄先生一起，飞了十多个小时，到达我已经不陌生的德黑兰。我恨不得立即驱车前往矿区，去完成十来年积聚起来的一个心愿。
照例的寒暄、客气，其中的多变的行程与细节，我在这里就不赘述了。我已经是第三次到达德黑兰。第二次是为了开封会议引进伊朗国家博物馆的三件元青花回中国展出而来，进了两次伊朗馆的“中国屋”。这次又先后两次进“中国屋”，可以说，对伊朗国家博物馆馆藏的28件元青花，我已经先后5次上手，件件如数家珍，印象极为深刻。
我们想要去的地方就是“kasha”市——德黑兰南公里的一个高原历史名城。它的远郊有个叫“哈格默莎”的山区小村，就是伊朗钴矿的产地。为了能达到目的，我们真是费尽了心机。伊朗处在与美国紧张对峙的非常时期，对外来人处处警惕。好在我已去过两次，馆里的不少人已经成为朋友，虽然过程曲折复杂，最终还是怀着喜出望外的心情踏上了长途旅行之路。
伊朗高原烈日当空，空气干燥。从德黑兰往南走，一片戈壁风光，*土、砾石、阳光、飞尘。灰黑色的水泥公路像爬在*土地上的一条蜿蜒的长蛇。极目远眺，伊朗高原远处山峦起伏，在阳光下闪烁着*宝石一样的耀眼光芒。这一种粗犷与辽阔，让你不得不联想到这个古波斯民族的彪悍、悠远的精神气质。一个国家，一种历史有气质，一个人，一个收藏者也有气质，这是天道世理。
这是我第三次从德黑兰南下去格哈默莎。上次我由于时间关系，止步于村边，只是在村民的指引下远眺对我们而言神秘莫测的“苏来麻尼”矿区。黑黝黝而又乱石丛生的矿区，漫无边际，但由于时间问题，无法成行，抱憾而归。这次，由于伊朗国家博物馆的精巧安排，我们一到村边就有人带着二吨卡车在等我们。很快，上车，出发，小卡车载着我们一路绝尘，在山道上颠簸而去。
李辉柄先生以近八十的高龄，也坐在这辆颠簸的敞车上。我们照顾老人，让他坐在靠驾驶室的条凳上。大家嘻嘻哈哈，一路心情畅快，盼望着历史性一刻的到来。
一个小时颠簸的山路并没有打消我们迫切见到矿区的兴致。要知道，这是中国古陶瓷历史上的一个谜啊！打从明初史料记载有“苏麻尼青”之说外，没有一个中国人，甚至是任何国家的人，没有条件也没有动力去了解和探究中国元青花的钴料究竟来自何方？猜测，猜测，还是猜测。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国元青花热，历史将会记载，它不经意地揭开了一段被尘封的历史的面纱——这就是大元帝国的伟大的文化创造和它眩人的丰硕果实。这是后人不知道的一个场景：当年在忽必烈家族的统驭下，波斯和西亚诸国人穿梭来往于太平洋和波斯湾之间的这块广袤的土地上，蒙古人、汉人、西亚各民族的工匠，艺术家，官员，商人交汇、融合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段，碰撞出灿烂的文明之光。产自伊朗波斯高原的“苏来麻尼”——被中国人神秘地想象的元青花的着色钴料，就是这一历史交融的产物。
元青花钴料来自伊朗的证明需要实证材料和合理的推论。前两次去德黑兰的时候，我已经解决了史料的证据问题。十三世纪的伊朗文本证明：“苏来麻尼”（soleimani）是德黑兰南部一个小山村的钴矿，而它由于神奇，这闪烁着银光的黑色石头，被波斯人用伊斯兰圣人的名字命名。“苏来麻尼”与“苏麻尼青”汉字上只有一字之差，而中国明代人的音译漏了一个“lei”而加上一个“青”字的后缀，以更加说明这种矿料的性质，是合理的推论。从文字的音韵音源上看，它就是元青花的“苏青”当没有问题。伊朗国家博物馆的研究人员也向我们介绍说：据传当年运到中国的钴料比*金还贵，是“用小秤称的”。综上，前两次的考察给了我们一个方向：古波斯产钴料，钴料是伴生矿，它在史书上有记载。伊朗的专业人士知道它与中国陶瓷业的关系。而中国的史料也告诉我们：中国元青花所使用的高铁低锰钴料非中国产，而且到现在为止，中国都没有发现这种矿料。中国史书上记载的“进口”钴料，传统上是西亚过来的。
两边的说法都有契合之处。年，我曾到土耳其考察元青花，当时知道伊拉克也有钴矿，目前土耳其所使用的钴料，来自伊拉克。用钴料着色这一技巧，在古埃及，中东，西亚地区是一个常见的现象。但我们没有任何证据推断中国的元青花所使用的钴料与伊拉克有关。当时考察团的成员有一个大的缺憾：没有去伊朗。
只有去了伊朗，与伊朗国家博物馆的科研人员亲自交流，才能体会到他们对神秘莫测的西亚钴料的熟悉程度。伊朗国家博物馆提供的13世纪波斯文著作中的关于“苏来麻尼”的材料，我已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披露。此次重去德黑兰，到达了钴矿的产地，一个重大收获是我们把钴矿石带回了中国。其中一块矿料经李辉柄先生在故宫博物院上机检测，表明元素成分为高铁低锰，含有微量氧化砷！这与我们在元青花瓷器上检测到的结果是趋同的。当然，对伊朗钴矿的详细分析，以及与真品元青花检测结果的详细对比，还需经过严格的科学论证步骤，但初步的检测结果至少是个好兆头。目前各种信息都指向中国元青花的进口料来自伊朗，而且目前我们已经有了可检测的第一手矿料。元青花之谜的最终揭晓，为时不远了。
作为一个可喜的佐证，我读到了上海陈逸民、陈莺父女合著的《元代青花瓷器的呈色奥秘》一书，书中力所能及地找到了已经发表的中文资料和信息，把元青花钴料的各种说法收录在一起。材料收集完整，实属不易，现将原文详细摘抄，并加评点，以便讨论。以下是该书原文：
瓷器之所以能烧出青花来，是因为使用了含CoO的呈色剂，这种含CoO的呈色材料，在元代和明代早期，被称为“苏麻离青”或“苏渤尼青”。
我国陶瓷文献中最早录下这种材料的古籍是明万历十七年王世懋的《窥天外乘》，上面记载说：“官窑，我朝则专设于浮梁县之景德镇，永乐、宣德间，内府烧造，迄今为贵。以苏麻离青为饰，以鲜红为宝。”其后，万历十九年高濂的《遵生余笺》亦有“宣窑之青乃苏渤泥青”的记载，陈继儒的《妮古录》也载有：“宣庙窑器，选料、制样、画器、题款，无一不精。青花用苏勃泥青。”同年（）年《事物绀珠》中“永乐宣德窑”条也有记载：“二窑皆内府烧造，以棕眼甜白为常，以苏麻离青为饰，以鲜红为宝。”
明清两代，类似的记载屡见文献，如明高濂《燕闲清赏笺》载：“宣窑之青，乃苏勃泥青也。”明王士性《广志绎》载：“宣窑以青花胜，成窑以五彩。宣窑之青，真苏勃泥青也，成窑时皆用尽。”清朱琰《陶说》、蓝浦《景德镇陶录》、唐秉钧《文房肆考》等文献，都有相同的记载。然而，这些记载都没有摆脱王世懋的影响，对这种青料的产地和命名，语焉不详，更不要说对这种材料进行组成分析了。
现今学人为了彻底搞清元青花的呈色谜团，对这种能呈现青色的矿物质作了详尽的调查和分析，各自得出了比较接近的答案。
耿宝昌先生在《明清瓷器鉴定》一书中说：“郑和下西洋，（永乐年间六次，宣德时期一次），带回名为‘苏尼勃青’或称‘苏麻里青’的色料，景德镇用以烧制出青花器，非常富有特色。”
冯先铭先生主编的《中国陶瓷》一书对青花钴料的描述仅“利用从中东地区进口的钴土矿”一句
两位学者都没有具体说明青花钴料来自于那个国家或地区。因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没有到实地考察，也只能作些大致推测。
北京的蒋奇栖女士主张这种材料“来自伊拉克”。她认为：“在伊拉克的奥曼和黑加北部有着丰富的钴矿，钴矿在当地陶器中的使用在阿巴西时代（---年）已经很广泛。萨马拉在公元9世纪也就是中国唐朝与波斯地区贸易最繁荣时期，是伊拉克最重要、最大的制陶中心，它位于底格里斯河东岸距巴格达以北公里。在--年间曾经作为阿巴西王朝的首都。”我国早期的钴料应该来自于萨马拉地区。“萨马拉在古代的拼音文字为samarra，古希腊文写为souma，拉丁文写为sumere，叙利亚文是sumra。中国早期青花使用的进口料为苏麻离青、苏渤尼青，这发音与萨马拉（samarra）及当时普遍使用的叙利亚‘sumra’这个地名发音相同”，翻译到我国，音译成苏麻离是很正常的。
对元青花呈色材料的研究，刘新园先生作了最为详尽的考证，他在《景德镇明御厂故址出土永乐、宣德官窑瓷器之研究》的第五章第二节，专门讨论了“苏泥麻—速来蛮”问题。他认为：
“‘苏麻泥’这类青料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呢？细查有关文献，似有三种说法：
（1）我国学者傅振伦的《中国伟大发明—瓷器》一书以为宣德青花料是以‘南洋苏门答腊的苏泥和槟榔屿的渤青’合成。
（2）英国学者哈瑞·卡纳尔（HarryGarner）与玛格莉特·麦德里（MargaretMedley）认为是波斯卡山(Kasha)所产的砷钴矿，但又说‘最后建立这一观点之前，还需对中国和阿拉伯著作作进一步研究’（详年麦德里访问品陶斋的发言）。
（3）上个世纪，英国人FriedrichHirth博士在年曾倡导‘苏麻泥’为英语smalt（蓝玻璃）的音译。以后日本学者中尾万三在年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并自以为是他的创见。结果遭到本国学者尾崎洵盛的‘井蛙’之讥。
在对中外古代文献进行广泛的考证后，刘新园先生认为“永乐、宣德二窑使用之青料来自波斯”。
英国牛津博物馆考古实验室的学者认为，14世纪的中国青花所用色料是从波斯进口。
（参见《元代青花瓷器的呈色奥秘》，上海大学出版社，年6月第1版）
以上材料初步勾勒了当代中国学人能够得到的关于元青花钴料的信息，陈逸民先生在收集了以上这些材料之后，还采用了许明到伊朗考察后披露的第一手材料所持的观点，并公开宣布元青花钴料的学名应改为“苏来麻尼（soleimani）”，本人不胜感谢。
我以为，以上材料中，英国学者哈瑞·卡纳尔（HarryGarner）与玛格莉特·麦德里（MargaretMedley）的观点应引起重视。他们所说的“波斯卡山（Kasha）所产的砷钴矿”——中的“Kasha”，就是我曾到达的卡尚市。地点相同，形容的矿物细节也相同，一个西方学者的材料当会更加证明一些什么东西，这是我所期待的。
到达伊朗卡尚山区的钴矿产地，拿到了钴矿料，并经由李辉柄先生在故宫博物院进行初步的机器检测，证明为高铁低锰含砷的钴矿这一切，都为今后中国元青花之谜的解开铺平了道路。
马克思曾说过，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路，只有在崎岖的小路上不畏艰险勇于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元青花探险之路，漫长而又艰险，——其艰险程度不亚于一场真刀真枪的战斗。这是特有的中国特色，是在中国的特定条件下，利益与科学的较量。但功夫不负苦心人，也许是上苍对我们所付出的艰苦劳动的回报，近期，我们在江西某地（非景德镇地区），发现了生产西亚型元青花的大型窑场的线索，带匣坯的元青花瓷器已经被征集，与对西亚的元青花考察成果结合在一起，它必将有力地揭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秘密，也必将终结横跨了两个世纪的这场文化大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