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鼐著，颜海英、田天、刘子信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10月出版，页，.00元夏鼐先生是中国第一位埃及考古学家，也是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埃及古珠考》一书是夏鼐先生博士学位论文的中译本，对古埃及串珠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这篇博士学位论文（AncientEgyptianBeads）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完成，时至今日，经过颜海英教授、田天和刘子信的共同努力，中文版才得以问世，可以说是对夏鼐先生诞辰周年的最好纪念。作为一名埃及学在读博士，当我第一次看到书中的分类法系统与图谱时，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此书不仅展现了专业严谨的研究方法，也给了我精神上的激励。时隔七十七年，这本专著依旧极具价值，并对当下中国埃及学的发展有很大启示。夏鼐先生学贯中西，始终位于考古学的学术前沿。他对中国考古学的卓越贡献离不开他在伦敦大学学院求学时对埃及考古学的深入学习，也离不开他广阔的跨学科视野。年，夏鼐先生赴欧留学之初师从叶兹教授，研究中国美术史和中国考古相关的问题，以夏鼐先生的功底，对此绰绰有余，但他不愿只是为了获取学位而选择易于结业的专业，而是想要回国后为中国考古学做出贡献；于是在年，他知难而进，决心转攻埃及考古学。他曾说：“生以为中国将来之考古学，必须以埃及考古学之规模为先范，故中国之考古学界，必须有一人熟悉埃及考古学，以其发掘技术及研究方法，多可借镜。日本考古学界之泰斗滨田青陵，从前即在此间学习埃及考古学，吾国考古学至少须以日人为竞赛对象。”与此同时，夏鼐先生也意识到，如果想要建设一门科学的考古学，也必须了解其历史、宗教、文字，在-年期间，他不仅攻读了埃及考古学的课程，也攻读了埃及历史、埃及宗教史、象形文字文献阅读、近东上古史、上古美术史、工艺学、地质学、人体测量学和人类学等课程。他认为，“要弄考古学，非有人类学的根基不可。关于文化的起源、变迁等，须有一规模较大的理论在后面，始能把握住考古学材料的意义。”夏鼐先生不仅阅读了大量考古学界的著述，也广泛涉猎了人类学的著作以及与原始文化相关的专著。对此，我深感惭愧。作为埃及学的博士，我通常只阅读历史学相关的书籍，对考古学、人类学、心理学相关的书籍都鲜有涉及，以夏鼐先生为标杆，我的阅读数量、深度、广度都望尘莫及。夏鼐先生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认识到，古埃及的历史与考古以及人类学等领域之间是紧密相连的，不应受限于学科之间的藩篱，这种跨学科的视野对当今中国埃及学的发展极为重要。
《埃及古珠考》一书也充分证明了考古材料（一手材料）在埃及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夏鼐先生博士论文写作的成功，一定离不开对伦敦大学学院收藏的古埃及串珠的细致观察和研究。这些藏品覆盖了古埃及的所有历史时期，而且大部分样品是“埃及考古学之父”皮特里本人或其学派成员发掘的，提取珠子时采用的方式非常谨慎。除此之外，夏鼐先生也对阿什莫林博物馆、开罗博物馆的相关藏品进行考察，并辅以各种出版物中收集的材料。丰富的一手材料为夏鼐先生的论著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伦敦大学学院的皮特里博物馆至今仍保存着夏鼐先生当年亲手抄制的近张卡片，上面登记了皮特里收藏品里的枚珠子，并手绘线图。他还曾参加了埃及阿尔曼特（Armant）遗址的发掘。如今，国内的埃及学在学科体系中属于历史学，埃及学专业的学生在考古学领域的学习普遍有所欠缺，我们缺乏考古学的基本训练，也很难进行实地考察，基本只能通过考古报告略窥一二，时常面临搜集一手材料的困难。年11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埃及的考古工作者在孟图神庙开始了联合考古，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支赴埃及进行发掘的考古队，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希望在国内学习埃及学的学生以后也有机会前往埃及，在原境中学习历史。
初入埃及学时，我常被神庙和墓葬这样的纪念性建筑物所吸引，并为其中的浮雕与壁画着迷，但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