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勒密王朝指的是在亚历山大死后，由马其顿将领托勒密一世及其子孙所统治的埃及王朝。一般来说，这一阶段也标志着马其顿继业者文明的形成。然而事实上，如果单从托勒密埃及的希腊化上来分析，其程度与其余继业者相比是远远不足的，甚至可以说，与其说托勒密是希腊化的埃及，不如说埃及是埃及化的希腊。
今天，笔者试着从经济角度分析托勒密王朝的希腊化与埃及化的程度，以此来解读当时托勒密埃及所面临的政治局势。
一、毫无自由的“自治城邦”
自由城市，或者说自由城邦，是希腊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在希腊文明的早期，曾经有一次波澜壮阔的大移民活动。此次移民，将希腊文明的种子在地中海沿岸播撒开来。其中曾经诞生过数个庞大的子城邦。
这些子城邦的治理模式，和其母城邦别无二致。这也是其得名的由来。即使是曾经在移民过程中出力颇多的母城邦，在前者独立建成之后，也就失去了对于子文明的控制权和支配权。人们往往将这种权力的自我放弃当成后者的“高风亮节”。
然而实际上，对于母城邦来说，相隔一个地中海去遥控另一个与之同源的子城邦文明，并无太多实质上的利益，相反，通过利益的联结，这种联系才更加稳固，也不会激起被连接城邦的不满，久而久之，这种控制模式开始在希腊兴起，而这也成了希腊城邦文明最引以为豪的底层逻辑。
然而，与之相比，由马其顿帝国分裂而来的托勒密埃及，显然并没有延续这种传统的欲望。瑙克拉底斯、亚历山大里亚和托勒密斯是当时希腊人口密度最大的托勒密“自治城邦”，其建立之初，统治者托勒密一世就曾经发誓不会去触及这些“自治城邦”的自治管理，当然其最后底线是不能涉及托勒密埃及的统治利益。
这样的说辞其实并无任何效力可言。对于后世的学者而言，这位埃及的征服者，其实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真正放手，其所为的自治，也仅仅只能体现在表面。以亚历山大里亚为例，这种自治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
以“国王的统治利益”为名，亚历山大里亚的所有自治权均受到了侵犯，投票权、管理权皆是如此。就连经济政策的调整也必须由国王亲自支配。当地大多数重要的经济来源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政策干预，酿酒、榨油、纺织、盐业、纸草，均是如此。这样一来，亚历山大里亚这座首都城市很快就成为王权统治下的第一个牺牲品，公元前二世纪，这座自由之邦终于完全归于国王的统治之下。
可以说，自此时开始，原本盛行于希腊的自由城邦制度，已经在事实层面上让位于古代埃及法老的敕令。从这一点上来看，埃及显然保留了原先的制度根基。
二、皆受管制的垄断行业
也许是觉得通过自由城邦的管理权收回一事，国王们发现这种专制统治的巨大好处。托勒密们开始了对各行各业的垄断统治。
首先遭殃的是农业。和如今农业日渐式微，只作为维持安定的必要项目不用，在古代，农业是埃及最为重要的核心命脉。因此，不仅是大地主要收到托勒密们的支配，就连佃农和自由农业部的例外。他们不仅没有独立选择自己作物的权力，甚至连耕种面积都要由国王的官吏们来安排。“王指示我们必须耕种两次，因此，收获一完，你就立即灌溉土地吧，或者用手工方法，或者用抽水机帮忙，但无论如何不要让水留在田里六日以上，灌田之后，你就播下三个月期的小麦种。”
之所以有着这样的限制，自然是因为这种由集体统一计算的方式，使得埃及国王对国家的掌控更加具体。不过我们不得不承认，虽然这样的制度有悖于自由意志，但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古代，这对于一个政权的巩固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除了农业以外，其他各行各业也皆是如此。以油料种植为例，国家会同意发放油料种子，并以此计算每年的油料作物产量。除了部分油料被当作税收上缴以外，其余的油料也由国家出资收购，这样一来，油料的销售就此成为国营垄断行业。平民百姓想要买油，也只得去专门的专营机构购买，任何胆敢在这一环节中进行牟利的私人均会被处以流放至死刑不等的处罚。从这一点上来看，这种专营制度和中国汉朝中期的盐铁专卖十分相近，只不过与汉朝相比，这样的制度盘剥之酷烈，有过之而无不及。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确保垄断和利润，所有的油料加工工人，都是奴隶。虽然彼时，埃及的奴隶大多数情况下并不需要为了自由而拼死作战或者参与角斗来供贵族观赏取乐，但这一制度的施行相比于希腊的自由主义，自然是一种十足的倒退。
三、埃及化的原因
托勒密统治者们，之所以不效仿前人，采用更为宽松的希腊制度，而是继续沿用法老统治制度，有着极为现实的原因。
一来，埃及和马其顿乃至大多数希腊城邦不同，并非一个可以依靠沿海贸易来从容获取利益的海洋贸易国家。周期性泛滥的尼罗河使得埃及从很早以前开始就演化出一套自适应的文明逻辑。可以想象，如果埃及真的如希腊文明一样开始城邦自治，那么彼此并不同属的城邦，往往会因为种种利益冲突而陷入内斗，事实上这也是希腊城邦最终消亡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王权的强力干预反而要比自由城邦的自治统治更加深得人心。
另外，如果托勒密一世在统治之初，就开始进行埃及的希腊化，先不说其手腕是不是足以调和这一阶段的矛盾，仅仅是埃及本土的贵族势力就足以成为其统治过程中最大的障碍，其实早在亚历山大征服埃及之后，这位文治武功均是世间罕见的君王就开始着手于希腊本土化的进程。这从其为自己新增的名字“荷鲁斯”就可以看出。这个名词源自埃及神话，是埃及法老统治埃及时必须为自己增加的神明之一。
从这一点上看，无论是亚历山大还是托勒密一世，对于埃及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政治格局都有着极为深刻的理解。因此，后人以托勒密一世胸无大志，以至于托勒密成为埃及本土祭祀势力代言的说法，其实有些过分苛责这位君主了。以希腊文化统治埃及王国，本身就是一个史无前例又必须马上解决的问题，他的统治，即使并未让埃及发生改变，但这一过程却已经延续了埃及文明的发展。从这一点上来看，他自然是功大于过。
结语
从马其顿或者说希腊人在埃及统治模式的变化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托勒密埃及这一种被本土化的希腊文明。然而从经济的角度上来看，其推行埃及法老统治制度，并非没有其道理，自托勒密一世起，其继承者们创立的一种统治模式极大的提高了埃及和希腊的本土融合，对于东西方文化的发展也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论希腊化文化的多元与统一》
2.《试析“希腊化”时期君主制的形成与特点》
3.《法老埃及的专制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