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西方上古史和认知特点
给“文明”预先做个定义划个框框，然后在考古资料中按图索骥的去找寻所谓“证据”的做法是本末倒置，个人认为以“文明三要素”来论中华文明这个做法有待商榷和改善；我们与其探讨中华文明的起源来处，不如研究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中华文明是多源交融而成，其源流属性复杂，交汇过程难清，当下流行的“中原中心说”,“海岱中心说”“东南中心说”“江汉中心说”“西北中心说”不符合中华上古时期的客观历史背景，似乎想争核心做主导的或许不是古人，而是今人，正如夏商时期根本没想过要一统天下，架不住后人想。
我认为探源这种事本是西方讲“血缘”的民族型国家要做的事，中国这种讲“祖宗”（祖为坛冢，宗为庙牌）的文化型国家这样去做是不适合的；为什么呢？因为西方文明发展史是迭代式的“断代史”（熟悉西方史的朋友，可验证），这跟西方古时的游牧经济和劫掠活动有关，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在究史的过程中线索突然就断了，然后又突然出现差异极大的其他文化特性，中间没有过渡没有缓冲，以覆盖的方式接替。这样的方式导致西方考古学的研究还用到了美术史和人类学。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没有文献参考，西方的这种历史过往对西方的行为方式、认知思维和学术理念形成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卫匡国、夏含夷、卜正明等编写的中国上古史中皆有所体现。另外还有著名的西方伪史三剑客（全是神职人员）：安尼乌斯（《古代群贤》）、斯卡利杰（努力将西方上古“断代史”打造成“编年史”）和“埃及学之父”的基歇尔（珂雪），还有许多后来者如海因里希施里曼等等前仆后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了解了解。
西方在遇到无法跨越的障碍时，他们选择了基因遗传学的“突变”理念，如线粒体DNA，Y染色体之类，意图对A转变为B、B跳变为C这种断代式变迁做出合理性解释。或许这个理念和做法并不适用于人类文明漫长而宏观的演化历程，就比如咱们中华民族的复杂性和中华文化的多源性，今人能做的只有按时期、分区域、划谱系来探索中华文明的源流、发展和融合的可能进程，按照人类分子学理念，依据单倍群、Y染色体、线粒体DNA等遗传方式去寻根问祖，可能是不合适的；
西方的历史研究和考古方法似乎是个矛盾体，为了达到合理论证，它即讲究寻找证据也讲究制作证据，如著名的“洞穴人”案例，非著名案例就更多了，如伊文思翻修米诺斯宫，它也讲究在约定的“游戏规则”下“改变”“游戏细则”以满足自己的需求，若“游戏规则”和“游戏细则”不能满足自己的需求，就想推倒重来重新制定规则，最后西方上古文明就写成了一部部跳变式的“断代体”。反观中华文明则是递进式的“纪传体”，中间并没有过长的时间空挡和遗址器物断档，文化属性的表现出有迹可循的迁徙、交融的特点，正如吴新智院士说整个中华文明史是“连续进化附带杂交”。
二、中西方历史态度之间的关联纠结
西方上古历史上面对困难的态度基本都是依照动物趋利避害的原始本能反应，很少主动思考克服困难的方法，其实圣经的创世说可以说明很多问题。这种做法和想法贯穿了西方世界思维模式的始终，至今仍有残余。17世纪受到中国上古文化刺激，西方神职人员发愤图强借鉴中华上古史修编了西方上古史，西方考古的崛起本身就是对自身创造行为的疑惑和自证表现（辩证看待），所以说高傲的表现可能隐含着另类的自卑。反观中华上古史，中华民族先人就已经进入到主动的去思考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方法，并想尽办法与自然灾害做抗争，有不少考古也证明了中华上古史的丰富和神话传说的可能真实。
这非常好的证明了东西方的文明状态东亚地区是上古历史成千上万年的“践行者”，西方地区是近几百年来的对东亚地区过往的“观察者”，前者花了很长的时间和代价在做着“原始历史”的积累但疏于了思考和总结，后者则花了很短的时间和精力对前者的过往缺失进行分析和判断。前者像是一个勤勤恳恳的“答卷者”，后者则是一个淡定从容的“抄袭者”，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抄袭者并不是一味的抄袭而是冷静的思考、加工和总结前者的不足，还另辟蹊径形成了新的方法和新的理论，在武力的加持下最终掌握了国际“话语权”和渠道“控制权”。这些“权力”会形成具有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不论是思想、文化上、还是政治、经济上，其结局便是我们无可奈何的按照他人的节奏走。
三、中西方历史构建的异同点
中西方上古史构建的共同点：就是早期的历史述说和传承全是由神职人员完成的，西方是传教士，中国是巫师。
中西方构建上古史的区别：西方上古史的构建（中世纪）或多或少借鉴了中国上古史的架构，因为我们的上古史架构本身存在着一些不足，这种不足在西方构建其上古史的时候二次叠加，于是体现的更为明显，所以西方对用考古来构建其上古史，或人类进化史，就会显得比我们更为迫切和必需。
中西方究史方法的区别：中国是望闻问切的“号脉式”，西方是开膛破肚的“手术式”，前者需要丰富的想象和雄厚的沉淀，后者讲究眼见为实和物证关联（没条件就“创造”条件），这也是东西方事物认知和究史态度区别之一。
历史认知的区别：历史过往还会衍生出行为认知的导向，中国的“纪传体”通史积累了丰富的人文资源有助于人文社会规则与秩序的建立，而西方的“断代史”因为没有思想包袱有助其从自然与科学进行反思和思考，所以优势可能是劣势，劣势也可能是优势，就看时势几何！源远流长未曾断代的中华文明史就像中国学人头上的一个紧箍咒，轻易摘不掉，也不敢摘掉，没办法像西方那样“随意”和“任性”。
导致认知差异的其他因素：地理差异、经济有别、行为习俗、人文规则、自然规则等等。
四、中西方文明差异
民族血缘型文明（西方）和文化交融型文明（东方）代表了人类文明进程中两种不同的层级和维度，西方对中国的认知偏差并不是戴了有色眼镜，而是因为处在不同的文明维度，思考的深度有区别。西方对中国短时间崛起恐惧本质是：半完成体的民族型文明对完成体的文化型文明来自“维度差异”和“以己度人”的恐慌；
特别要提到的一点：经历过万千苦难才达到文明更高维度的中华文明为什么老是想着降低维度与尚不成熟的西方文明对接？希望得到西方的承认吗？这样大家可以快乐的玩耍？不同位面它的理解层面和考量出发点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要苦了自己，还要为难他人？合理表达，客观陈述不就是了，西方无法否认我们曾经“拥有的历史”，但他们可以不承认我们“认为的历史”。历史不是他人承认了就存在，也不是他人不承认就不存在，它的存在与否跟人的主观意愿不发生关系，任性而客观。
五、个人疑问
西亚北非远在五六千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等等上古文明遗留的器物、壁画为什么会保存的那么完整，几乎没有多少风化衰败的痕迹，而中国上古器物要么腐蚀的没有了要么就模糊不清，就算西亚气候干燥保存良好，壁画栩栩如生，但为什么还闪闪发亮？都是北纬30度的文明，西方的器物经历几千年风霜雪雨，怎么会这么优秀？令人费解。我学识有限，想不到更好的科学解释，但涉及到西亚文明年代起止的问题，个人持保留态度！
六、西方人对自己的史前史构建的怀疑
西方人其实对自己的史前史构建也是有怀疑的，中间也有许多学派和理念的诞生，比如不得不提到的兰克史学及其学派？
在西方世界历史研究领域影响力巨大的德国兰克史学及兰克史学派：提倡不抱任何目的的“客观公正”、“第一手资料”、“如实直书”，这看起来好像很客观中肯但在解释历史的时候不可避免添加了极多的主观意志（见汤普森、比尔德、古奇等对其的评价），历史哲学层面相信“神”的作用，如“上帝之手”“体认上帝”，否定历史发展规律（或被曲解的嫌疑）；其理念后由傅斯年、陈寅恪等前辈引入国内，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了解一下。
虽然我也认为朝代的更替和时代的变迁跟“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道德层面没有多少关系，但人类的历史是人性的历史，历史的发展离不开人性的变化，这就注定了以前的历史最后都可能被写成当下的当代史，也是不得已的事儿，尽量客观陈述可能的事实。
七、关于华夏上古史的进一步思考
自炎黄，经五帝，至夏禹，以及典籍中的启、契、王亥、后稷等都有很强的神祇意味，而非人主，盖由神话转为人话。华夏之谓，盖自周始，源于齐鲁，之后才慢慢流布全国各地，因此，或许可用文化谱系和考古遗址与三皇五帝做个复位，但很难对号入座，当然。各种故里陵墓什么的，也难具有真实意义。以下内容摘自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
本为上帝者：帝俊、帝喾、帝舜、大皞、颛顼、帝尧、黄帝、泰皇；本为社神者：禹、句龙、契、少皞、后羿；本为稷神者：后稷；本为日神火神者：炎帝（赤帝）、朱明、昭明、祝融、丹朱、兜、阏伯；本为河伯水神者：玄冥（冥）、冯夷、鲧、共工、实沈、台骀；本为岳神者：四岳（太岳）、伯夷、许由、皋陶；本为金神刑神或牧神者：王亥、蓐收、启、太康；本为鸟兽草木之神者：句芒、益、象、夔、龙、朱、虎、熊、罴。
周公旦（齐鲁）、孔夫子、董仲舒、太史公、刘向、刘歆等先贤儒家是在文过饰非、粉饰美好吗？或许是，或许不是。先贤和儒士可能是在努力营造一种“秩序”和做一种“探索”，一种能让中华文明延续几千年而不衰的“秩序”和“探索”，只是原来无往而不利的竞争模式在今天内卷型文化肆虐的时候面临着来自考古和世人的双重考验。
不过，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在于几千年来的人文思想核心集萃而不是地底冷冰冰的遗址器物，挖出的文物古迹只能证明曾经发生过什么，而不能在精神、文化和意识形态上起到延续、启示和激励的作用，显然，后面才是人类文明进步最主要的内涵。
以田野考古重建上古史的做法是没有问题的，若奉之为塑史圭臬则是舍本逐末。过度依赖地底遗址器物来塑造历史的根本原因在于历史文献典籍的缺乏和不成体系，这是西方的现状而不是我们的，我们有世界上最完备的文献典籍和人文传说，也有世界上最丰富的遗址器物留存，剩下的就是我们后人如何合理的将地下文物与地上文献相互印证，该如何感受先人经历的骄傲与苦难。
国际上对“中国人对非自己专业领域问题产生如此质疑的态度”似乎很费解，那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和半截文化带来的认知缺乏而滋生的极端情绪及想要知道，信仰和信任莫须有的缺失致使的非良性“百家争鸣”也就不难理解了。
今天我们对不确定“事项”的质疑和辨伪，应当放弃现实理念的代入和冷暴力情感的渗透，尽量平心静气认真倾听，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诸如信息不对称和知识欠缺引发的阴谋论先放放，改弦更张重头再来的颠覆式思想也使不得，客观看待论述有据。西方的上古史是断断续续的“断代史”（造物主信上帝），他们要从考古中去寻找线索或制造物证和说辞以搭建起他们的历史认知框架如法国斯卡利杰的《时间校正篇》和《年代宝典学》，西方世界各种帝国各种大帝更多的是西方后世精神上的自我抚慰，这或许是东西方历史最根本的区别所在。
反观中华上古史，不论文献还是考古都是连绵不断的“纪传体”（信祖先奉神灵），所以不需要制造证据来做支撑只是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去发现证据，这是东西方意识维度差异最根本的地方；我们的上古史虽没有“大型缺口”，但也有主观和客观的历史要素带来的“疑惑不足”，现在要做的首先是摆脱“主观”的束缚，其次在“客观”方面寻找物证将“疑惑不足”按照历史的规律和逻辑将其重新梳理以追本溯源，正所谓不破不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