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的宪政运动中，埃及民众在国内民族精英的带领下同英国殖民者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迫使英国于年承认埃及的主权独立地位，成为埃及近代史的转折点，也是埃及民众开创自身历史实现民族自决的开端。
尽管此时埃及的独立地位仍是不完整的，但这毕竟是埃及民族解放运动的阶段性成果，也为埃及政治精英推动埃及彻底独立和宪政实践以复兴埃及提供了政治平台。
此前，阿里王朝和英国殖民时代涉及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军事等方面的改革，促使埃及民众对各个部落、村落、地方、种姓的认同逐渐转向了对统一主权国家的认同，在此基础上埃及政府建立了受中央政府监督控制的地方政权，保障了埃及中央政府的权力得以实现。
现代民族国家以及民族主义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无论是埃及新政府还是埃及国内的各类组织，都在积极地挥舞民族主义的旗帜，倡导建立一个崭新的现代民族国家。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在政治层面建构的核心即政治的民主化。
然而，尖锐的民族矛盾、封建制度濒临崩溃、民众政治的觉醒，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决定了埃及自由主义时代政治民主化的内容：从殖民统治到主权独立的初步实现、从传统封建制度到宪法政治的确立、从君主专制到多元政治的初步实践。
一、从殖民统治到主权独立的初步实现
伊斯玛仪(~年在位)统治后期，一味的推行西化道路，逐步将埃及引上了一条西化与殖民化错综交织的历史道路，尤其是19世纪70年代混合法庭和欧洲内阁的建立，标志着埃及国家主权的丧失和政治层面殖民化的开始，激起了国内各阶层民众的激烈反对。
年，以奥拉比为首的埃及土著军官发动兵变，提出“埃及是埃及人的埃及”的口号，强调埃及超越宗教界限形成政治联合，以共同抵抗英国的入侵，可谓埃及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争取国家主权独立的世俗民族主义运动。
然而，这场运动却在英国的武装干涉下失败了。年英国占领埃及后，全面把持埃及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以及外交，埃及阿里家族的统治名存实亡，英国成为了这片土地上真正的统治者，埃及则彻底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作为埃及历史上民族主义思想的初次实践，也为后来的民族解放运动积累了一定经验和基础。
殖民统治时期，英国一方面试图将埃及彻底变成其海外附属国，政治上把持政府解散议会，经济上将埃及作为廉价的原料供应地和工业品销售市场，军事上裁减军队削弱其军事力量。一战初期，英国将埃及置为自己的“保护国”，对埃及极尽搜刮导致埃及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和食品短缺，广大埃及民众挣扎在死亡线上。
深刻的经济社会危机加上英国殖民者的剥削掠夺，迫使埃及民众投入了民族解放事业，同英国殖民者展开斗争，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推动了世俗民族主义的蓬勃发展。年，“丁沙微事件”中英军的暴行更是加剧了埃及的民族矛盾。
一战结束之时，面对埃及政府提出主权完全独立、取消英国殖民统治的合理要求，英国政府本应践行承诺取消埃及“保护国”的身份。然而，庞大的殖民利益决定了英国不会心甘情愿放弃对埃及的殖民统治，面对英国政府的不断推诿拒绝，萨阿德·柴鲁尔为首的一批政治精英下决心夺回埃及的领导权。
这批政治精英往往身兼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双重身份，税收财政政策的稳定、人口增长、经济作物的种植范围的扩大，也推动了这批人实力的增长。然而，他们却被排斥在国家权力之外，为了获得政治主导和更多的经济权益，埃及的政治精英急切地开始寻求机会夺回国家的统治权。
年11月23日，柴鲁尔为首的代表团引导埃及民众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请愿活动，学生、工人、农民、妇女以及科普特人团结在一起支持代表团，推动华夫托(意为代表团)成为一个正式的组织。
这次请愿签名运动很快在埃及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反英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引起英国殖民者的极度恐慌，英国随即出动军队逮捕了柴鲁尔、伊斯玛仪·赛义德、穆罕默德·马哈麦德等人，并将他们流放到了马耳他群岛。
英军对华夫托领袖的暴行激起了埃及民众的激烈反抗，人们纷纷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英国殖民者却采取暴力镇压的方式对待示威群众，愤怒的民众开始攻击欧洲人驻扎和居住的地方，人们再也不愿忍受欧洲人制定的殖民规则和各种特权。
埃及民众声势浩荡的游行示威迫使英国不得不释放了柴鲁尔等人。当柴鲁尔满怀希望巴黎和会可以给予埃及独立地位时，却发现自己在巴黎和会上得不到任何一个国家的同情和关心。消息传来，群情激奋，以致受命来调查埃及“骚乱”原因的米尔纳调查团遭到埃及各界人士的抵制，英埃谈判被迫重启。
年7月，柴鲁尔率团赴伦敦进行谈判，由于柴鲁尔断然拒绝英国提出的在埃及驻扎军队、干涉司法、英国公民优先地位等无理要求，英国再次逮捕了柴鲁尔等人，埃及人民随即又展开了大规模的反英斗争。
最终迫使英国政府于年2月28日发表声明，放弃对埃及的保护，承认埃及的独立，年宪政革命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年，图坦卡蒙墓室为埃及新的民族主义政府提供了一个民族认同强有力的证据。
华夫托政府为了维持埃及的民族凝聚力，还拒绝了英国政府要求占有此次考古发现50%成果的提议，显示了埃及现代民族国家新政府的权威。
年宪政运动为以华夫托为代表的埃及上层精英登上政治舞台提供了契机和合法性，也直接推动了埃及现代民族国家的独立进程，以大地产主和民族资产阶级为主的上层政治精英在登上政治舞台之后，推行宪政主义政治实践，诸如颁布宪法、议会选举以及政党政治等创造了政治平台，亦为新兴社会势力问鼎政坛和角逐权力提供了必要的外在形式。
因此，埃及年革命包含着民族主义和宪政主义双重内涵。此外，作为民族主义的另一种形式——伊斯兰现代主义也初露端倪，民族主义的大旗始终在伊斯兰改革主义者和世俗政治家之间交替着。
埃及虽然在名义上成为了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却在政治军事诸多方面仍受到英国牵制，埃及国内也存在着实力强大的宫廷势力，在完全取得主权国家地位和政治民主化道路上埃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同英国斗争胜利之后，新成立的埃及民族主义宪政政府开始展开独立自主国家的外交姿态，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和国家利益来处理其内政外交事宜。
尽管埃及自由主义时代外交层面总体来说依附于英国，在同其他国家交往的过程中也形成了自身的一些独特特征，尤其在同阿拉伯国家的交往中。
自由主义时代的埃及对阿拉伯世界事务的态度经历了从20年代的冷漠，30年代的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