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勒密二世，是埃及托勒密王朝第二位法老，于公元前年至公元前年在位，在内政外交上取得非凡成就，使亚历山大港成为希腊化世界文化中心。
在位期间，进行税制改革，进一步完善了由父亲托勒密一世建立的国家框架。
他统治期间，是托勒密王朝的全盛时期。领土得到扩展，经济、科学、文化也极为繁荣。
公元前年，托勒密二世以埃及法雍为重点开发地区，建立起新税收体系，推广至全国。
希腊人这个新的埃及统治阶层具有着多元的社会文化背景。
税制改革
对于托勒密二世进行税制改革的原因，有学者认为，正是因为托勒密二世进行大量的对外战争，急需税收充作军费，以缓解国家财政紧张的局面。
比如，同已脱离埃及的昔兰尼加开战，并干涉希腊事务。为争夺地中海东岸地区，托勒密与塞琉古王朝进行了两次战争。
在这两次战争中，他打败了安条克一世，夺取塞琉古王朝的属国米利都、腓尼基等地。公元前年，托勒密二世煽动雅典和斯巴达反对马其顿国王安条克二世，不幸战败。托勒密二世最终与安条克二世签订了和约，该和约使埃及版图扩展至小亚细亚。
招徕移民、保证兵源也是王朝扩张和稳固统治的必要条件。
托勒密二世的税制改革成功吸引了大量军事移民，封地军人数量持续增加。这为托勒密王朝对外征战及巩固统治提供了充足兵源，及提高了军事实力。与此同时，托勒密的税收体系迫使埃及人通过各种途径来获得钱币以缴纳赋税。
这些人为了凑钱交税，必将加倍开垦土地，种植作物，经商等等。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埃及经济繁荣。
法老时代，埃及商品交换的方式为以物换物，从未大规模发行钱币。但在托勒密王朝统治期间，托勒密一世在雅典银本位基础上，建立起独特的金、银、铜三钱币体系，逐步实现货币化。
金、银、铜三种钱币可以按照一定的汇率进行兑换，维持国家运转。
同时，也可与国外货币进行兑换，产生的差价使国家获利。
现存的古埃及托勒密王朝大银币，正面刻着国王托勒密头像，背面刻着鹰站在雷电球上直径27毫米，厚4.1毫米，重14.13克。
在托勒密二世时代，早期的钱币政策得以继承发展。
公元制3世纪后期，托勒密二世进行税制改革。
将地方行政区诺姆按人口和地理情况划分三级税区，植入新征税体系，变更税目和额度，推进国家的货币化。
在托勒密王朝，政府的财政岁入大部分来自与税收。托勒密王朝的税收主要有实物税和货币税两种形式。当时的税收类型相当广泛。
托勒密二世借鉴希腊经验，引入包税制，将征税权(尤其是货币税)完全承包出去。而税收管理权则掌握在希腊官吏手中。
他成立了专门的税收机构，由税务稽查员、收税者、收税者的下属以及保护契约(收据)者组成。他们从国家税收中领取固定的收入。这一机构仅是一种专门的征税机构。
除此之外，这一时期还设置了银行。银行可以代征某些税，最后出具制纳税证明。
托勒密二世还扩大税种。到这个时候，托勒密埃及的税种已具有近代税种的雏形。其中包括与土地相关的税种、个人税、关税、杂税等。
托勒密二世还开启了为纪念战争胜利发行钱币的先河。
为增加收益，托勒密二世于公元前年推行了钱币税收改革，钱币充当了地方经济整合的重要媒介。改革增加了果园税和人头税等。
至此，托勒密王朝发行的钱币范例、流通模式大致定型，延续至王朝终结。
埃及的“希腊人”
埃及的“希腊人”，即有多种特权的群体。这些群体一般在档案中登记为“希腊人”。这些“希腊人”及其后裔正是托勒密王朝军队和行政人员的重要来源，他们的到来也为加快新土地开发、城镇建设以及增加人口提供了推力。
“希腊人”不仅代表了希腊文化，也成为特权的象征、社会身份和地位的代名词。
托勒密王朝的官员在税区登记居民身份、职业、家庭情况，附加了免税者登记。托勒密以分配特权的方式引导移民迁入税区，开垦土地，种植粮食，促进人口的增长，从而进一步增加税收。这些举措保证了税制改革的顺利推广。
登记为希腊人的居民免于缴纳奥波尔税。奥波尔税的税额很低，仅相当于普通工人一天的最低工资。它在经济上的价值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有学者认为，或许它的作用主要在于区分居民的“族群”身份。而且，政府较推崇希腊的生活方式，教师、体育竞技者、演员等具有一定的特权。
王室的代理人取代神庙成为地方经济的重要组织者，希腊私人资本涌入埃及，钱币作为税收结算以及支付报酬的重要方式。
这种方式相当于提高了王权，增强国王对国家的控制力度，从而使国家统一得以巩固。当地人被迫参与到国家商品经济中，钱币在埃及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提升。
托勒密王朝在埃及建立之初，国家就以分配亚历山大里亚城等希腊城市公民权的方式吸引海外英才。
然而，埃及少量的几个希腊城市难以满足吸引、安置移民的需求。
托勒密二世统治中期，国王在税制改革中划分出跨越血缘界限的“希腊人”,以官方身份、特权和职业为区分他者的要素，由此扩大了“希腊人”统治阶层。
公元前3世纪末开始，国家力量削弱，效忠王室的埃及军人和警察逐渐获得了提拔的机会，进入“希腊人”群体。
公元前2世纪时，埃及人摇身一变“成为希腊人”的现象已相对常见。
税制改革制造出“希腊人”群体，一定程度上割裂了社会，这种分裂不能简单理解为族群或文化的隔绝或分离。
希腊文化和技能或成为一个人改变命运的重要因素，来自王室的身份认证和特权分配最终决定个体社会层级。
进入到统治阶级的埃及人，首先要拥有一个希腊名字。这些人一般都有两个名字，一个是埃及名字，一个是希腊名字。
他们还要学习希腊语。希腊语成了国家官方语言。在当时，讲希腊语的人才会被认为是文明人。
可以说，学习并使用希腊语成为当时社会主流。
在学习希腊语的同时，希腊文化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埃及人，使他们的思维方式带有了一定的希腊色彩。埃及人，或许就是这样，渐渐被希腊人同化。
有学者认为，“希腊人”绑定了土地分配资格、免税和免徭役等特权，抬高了“族群”的门槛，这也是埃及“希腊人”区分于其他族群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以希腊语为官方语言的托勒密王国，文化和技术能力——尤其是军事才能——可能是希腊移民的优势所在，也是他们进入“希腊人”群体的最重要条件。
弊端
埃及希腊化，从眼前利益来看，具有一定的优势。
但是，官方划分“希腊人”群体可能制造了一个矛盾的问题。
一方面，“希腊人”与其他族群的身份差异更为明显，强化了移民的希腊族群认同，刺激臣民效忠王室，争取飞黄腾达。如上文所述，“希腊人”积极锻炼，参加各种赛会等，也可能刺激埃及本土居民“希腊化”,进入特权群体。
这个“族群”看起来对非希腊人是开放的，但是，成为“希腊人”或许意味着背离自己的文化背景和出身。
在早期托勒密王廷的高官名单中，极少出现埃及名字。那些成功希腊化的埃及人常常隐藏自己的出身信息，仅以希腊人的身份出现在官方文书中，默默隔绝于埃及历史。
另一方面，分裂了社会，官方族群划分隐含着“希腊人”与非希腊人社会身份、财富、势力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可能为社会不公正和歧视现象提供了生长发育的土壤，最终演化出“族群”矛盾。
“希腊人”可能因特权产生优越感，歧视非希腊人；非希腊人则可能因“希腊人”占有更多社会资源、特权以及歧视行为而对包括王室在内的上层社会和“希腊人”等特权群体产生仇恨。
托勒密王朝似乎并未能够妥善处理好这种矛盾，甚至根本不打算放弃特权与“族群”挂钩的政策，埃及的“族群冲突”便长期延续下来。
最终，托勒密王朝在埃及建立起新税收体系，“希腊人”特权群体随之形成，保证了托勒密王朝维持强大的军队与其他希腊化王国抗衡。
至于其他“希腊人”,他们的职业和身份具有太过强烈的希腊色彩，可以轻易地把他们同埃及人剥离开来。
参考资料
《托勒密埃及税收制度的发展演变》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托勒密君主的钱币改革与王朝奠基之路》光明日报
《法老归来----神秘的古埃及文明》马兆峰
知网：
《托勒密二世税制改革与埃及的“希腊人”》
《从社会生活视角论托勒密埃及的“希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