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人类与其他生物进化的速度有显著区别？搞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方便我们理解影响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因素和偶然性因素之间的关系。
约-万年前，类人猿和黑猩猩走上了不同的进化之路，时至今日，黑猩猩依然还是黑猩猩，甚至连种群都没有大的改变，而人类却已经更迭了至少六代，分别是类人猿、南方古猿、能人、直立人、智人（同时期的尼安德特人）、现代人。
再对比同时期生活在地球上的其他动物的进化速度，都跟黑猩猩大体相同。为什么人类如此特殊？因为人类的进化受必然性因素（自然环境）和偶然性因素（自由意识）双重影响，而其他动物的进化只受必然性因素（自然环境）影响。
在人类进化的早期，必然性因素（自然环境）占主体地位，所以进化的速度相对较慢，用-万年时间更迭了五代。当人类进化到智人阶段，由于脑容量增大使得偶然性因素（自由意识）占据进化的主体地位，所以进化速度开始突飞猛进，仅用不到10万年的时间就进化到现代人阶段。
而人类进化的必然性因素（自然环境）又是由地球在45亿年前那次被动的掷骰子（地球诞生）所决定，此后45亿年里地球的变化也是由必然性因素（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起主导作用，所以尽管沧海桑田，地球上的资源却从未有大的改变，可以理解为这段时期地球不掷骰子。直到人类诞生，地球的变化开始由偶然性因素（人类）起主导作用，人类开山挖河、移山填海，地球资源面临枯竭的危险，可以理解为地球从此开始频繁的掷骰子，因为人类无时无刻不在进行选择。
这些选择无所谓对错，重要的是选择这个动作本身。比如，在第五章里提到的那些选择停留的智人们，他们发明了农业生产，为人类文明的第二次大发展带来了契机。
《圣经》《旧约》记载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按照《出埃及记》的记载，以色列人为了摆脱法老的奴役，在摩西的率领下逃出埃及，一路上每当遭遇困境之时，神就会帮助他们摆脱困境，比如以分开红海的神迹摆脱追兵。跨越红海后摩西在西奈山上与神定约，凡是愿意遵守十诫的以色列人都将成为神的选民，最终摩西带领着这群神选之人来到神的应许之地——迦南。
迦南，一般指西起地中海沿岸平原，东至约旦河谷，南至内格夫，北至加利利地区的一片区域，包括现在以色列、约旦及埃及北部的一部分。圣经中的“迦南地”包括的范围要更广一些，指现在巴勒斯坦地区与北部的黎巴嫩和叙利亚西南部这三处的总和。《出埃及记》中用“流着奶和蜜的地方”形容迦南，但这些地区现在的自然环境很难配得上“流着奶和蜜”的形容。
不过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有一群走出非洲的智人找到了真正“流着奶和蜜”的神的“应许之地”。这片土地紧邻迦南之地，位于现在伊拉克境内，被称为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由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流经这片平原，因此也被称为两河流域。留在这片土地的人类发明了农业生产，并创造了地球上最古老的农业文明，这些古老的文明被统称为两河流域文明或美索不达米亚文明。
最早在两河流域定居的人类是苏美尔人，他们会制陶，发明了楔形文字，并被两河流域的许多国家沿用。苏美尔人神话传说中关于大洪水的故事，后来被犹太人改编成《旧约全书》中诺亚方舟的故事。苏美尔人还制定了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历法，建造了世界上最早的学校，谱写了世界上最早的史诗《吉尔伽美什》，颁布了世界上最早的成文法典《乌尔纳姆法典》。在苏美尔人之后，古巴比伦人颁布了刻在石柱上的《汉摩拉比法典》，以及数学史上第一条公式。
看到这里，大家有没有震惊于人类在-年前的创造力？具有这样创造力的人类并不局限于两河流域，还有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黄淮长江流域，新石器时期的人类在这些地区分别创造了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中国文明。这些地区有一个共同点是都属于冲积平原，自然条件优越,河水定期泛滥,土壤肥沃适于发展种植业,特别是灌溉农业（关于发明农业生产的猜想请参考第五章内容）。
#金秋图文激励赛#在这些地区发掘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都发现过水利工程。比如，前文提到的数学史上第一条公式，可根据水渠的矩形断面计算水渠的浇灌水量。在尼罗河流域，古埃及人建造了法拉斯灌溉系统和阿斯旺高坝。在印度河流域，古印度人建造了摩亨佐-达罗灌溉系统。再比如，在中国浙江省杭州市西北郊发掘出的良渚古城，也建造了极复杂的灌溉堤防体系。在新石器时期，当这些地区的人类发明了农业生产之后，开始抛弃过去的狩猎-采集生活方式，改为定居生活，这个改变带来最显著的影响是人口数量激增。旧石器时期的人类遗址一般呈点状分布，且点与点之间的空间跨度较大。而新石器时期的人类遗址虽然也呈点状分布，但单个点的面积比旧石器时期大得多，且点与点之间的空间跨度比旧石器时期要小得多。
这些考古学证据说明新石器时期的人类数量远大于旧石器时期，这里面还隐含了一个致命的信息，那就是新石器时期定居社会形态的人类数量远大于游牧社会形态的人类数量。于是，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个被文字记载的“人吃人”时期。这里的“人吃人”既有物理层面，也有文化精神层面，实际上代表着两种社会形态之间的斗争。
农业生产的发明催生了灿烂繁荣的四大古文明，也为生活在四大古文明周边的处于游牧社会形态的古人类带去了悲剧。奴役、剥削，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特产，而是从人类产生阶级分化的的那一刻开始，就烙印在人类的DNA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