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hjnbcbe - 2024/10/25 17:01:00
中国自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伴随着频繁的战争和政权更迭，中华文明的中心从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区转移至长江流域，这就是史学上所称的“文明东进南迁”。自从东晋对长江流域开发之后，长江的水患越来越严重。有史书记载，唐朝时期长江流域平均十八年遭遇一次大型水患，而到了宋元时期这个频率已经缩小到了平均六年一次，到了明清，则是平均四年一次大型洪水，这个频率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更是平均两年一次。解放后，、、、、、、、、包括今年的年都是罕见的流域性大洪水的洪涝年。虽说造成洪涝灾害的原因有很多，但就历史角度而言，我国生态文明的迁移，人类活动对生存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影响，不能不说是长江连年遭受水患的重要原因。一、中华文明的确立和转移。中国古代文明中心由两大区域构成，即黄河中下游和长江流域。纵观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不难看出中华文明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主时，北方的黄河流域就是一部洪涝灾害史。而文明逐渐以长江流域为主时，长江流域发生洪涝灾害的频率越来越快，这代表着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是这些地区发生洪涝灾害的重要原因，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1、黄河中下游平原文明中心的确立及成因。黄河中下游地区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摇篮，是有其深刻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就自然因素而言，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比较温暖、湿润，这成为农耕优越的自然条件。另外，该地区地形平坦，土地肥沃，易于耕种，这为古人从原始社会的狩猎过渡到奴隶制社会的农业社会提供了可能。从社会因素来看，夏、商、周乃至春秋战国时期，“就人口而论，对环境破坏较少”，再加上当时生产技术水平低下，难以对自然环境构成威胁。这些因素使得黄河中下游平原良好生态环境和资源得以保持和发展，从而形成中国第一个文明中心。2、黄河文明中心的动摇及成因。黄河中下游地区虽然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及生存资源，但当人口规模扩大时，新耕地的开垦能力不足时，人类就不得不举家迁移，寻找更好的生存之地，秦汉时期我国就出现了第一次大规模的破坏生态环境的阶段，主要表现为。第一、人口激增对环境造成巨大的影响。拿西汉来说，西汉初期有人口约万，土地兼并严重迫使自耕农毁林垦荒，这种办法历经数代从未中止，最后导致黄河中游地区水土流失日益严重，下游不断改道，百姓们面对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化。第二、大规模建设对生态环境造成恶劣的影响。从秦朝开始，大工程一个个上马，《史记》记载，光一个阿房宫的建设，森林的砍伐就到了蜀地，秦长城、秦直道更使两旁的树木倍受劫难，人工影响远大于树木恢复能力，此后汉唐到隋唐，宫殿皇室的建筑有增无减，对生态造成极大的破坏。第三、频繁的战争使得大量树木遭了殃，或毁林扎寨，或烧林御敌，加剧了黄土高原森林的消失步伐。“古人类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活动对环境破坏的积累效应，形成深刻的生态危机，酿成了黄河中心转移的内因。”这些因素的影响，再加上东汉以后长江流域获得了极大发展，人口重心向长江流域移动就不足为奇了，再加上北方匈奴人对黄河流域不断的袭扰，这就构成了文明中心转移的外因。3、长江中下游流域文明中心的确立以及发展。长江中下游流域生态文明中心确立与当初黄河文明一样，有着优越的自然、地理、气候等条件，同时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继黄河文明中心之后第二个最理想场所。自唐朝末期，中国的经济中心基本已转移到南方。生态文明中心自转移到南方后，从宋到清代，历代王朝的繁荣无不建立在以生态环境破坏为代价之上。这种生态环境代价的付出又表现出生态文明中心的发展以全国性环境破坏为代价。人口剧增，江南大量垦荒，到元代垦田之风更甚，所到之处都以单一的垦殖农业为主，南方的围湖造田，使不少湖泊缩小。北方少数民族的发展，过度放牧，使北方沙漠化日趋严重，毛乌素沙漠南移向长城，西夏统治中心几次南移，给本来十分恶化的黄河流域带来雪上加霜的灾难长江泥沙亦开始加重，明代大量征收“木税”加速了森林生态系统毁灭的步伐，清代出现了“康乾盛世”，但辟林垦荒的势头为历代之首。明代的乾清宫、武当山建筑群、北京紫禁城、圆明园、明长城的重建都分别历时数十年，甚至上百年，耗费的林木不可胜数。唐宋时代黄河流域森林覆盖率为32％，到明清时代仅余3％左右。长江沿岸大量毁林垦荒，流失水土泥沙先后形成了20多个大沙洲。毛乌素沙漠向南推进数十公里，迫使榆林城多次迁移。敦煌石窟、“丝绸之路”淹没于茫茫沙海之中，楼兰古国的消失，巴丹囤沙漠、乌兰布和沙漠不断扩大。这些生态环境的退化，自然灾害频繁，加上腐朽的封建统治导致综合国力下降，以至清末，当西方铁蹄踏入有悠久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时不堪一击，留下“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国耻。可以这样说，自从中国古代文明中心自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的那一天开始，先民们并未吸取之前血的教训。相反长江流域替代黄河流域成为文明中心之后，其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并呈加速的趋势。可见无论是黄河文明还是长江文明，文明的兴衰更替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生态环境容量的限制和生态系统的破坏，这是我们不得不重视的问题。二、水患不断的原因分析。建国以来，尽管国家修建了若干大型、超大型水利工程来尽量避免水患的出现，但由于种种原因，江湖环境日趋恶化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尤其近年来水患与以前有着明显的区别，表现为：小水量、高水位、大灾情。其原因如下。持续时间较长的强降雨。每逢夏季，地处长江中游的洞庭湖、鄱阳湖等湖区必然会出现强降雨，加之不断接纳的支流来水，长江沿岸有超过八百公里的江段会常常处于警戒水位。如果上游的四川境内再出现强降雨，整个长江流域天上地下，大量来水会源源不断涌入长江，给中下游的防汛工作带来巨大的影响。洪峰来势凶猛，间隔时间较短。如果长江中游处于警戒水位，那么意味着上游来水会源源不断，下游退水趋于缓慢，长江中下游会处于“上压下顶”的趋势，这样一来，水位急剧上涨，而且久涨不落。长江上游水土保持差，中下游遭殃。由于岷江、嘉陵江流域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森林吸纳雨水的能力减弱，雨水直下江河，如此一来就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从而导致泥沙俱下，河道湖泊淤积，加重了中下游防洪的压力。蓄洪区域大幅度减少。长江流域承担蓄洪重任的八大湖泊比建国初期减少了百分之四十左右，曾经的“八百里洞庭”如今更是五百里恐怕都不够了，再加上长江支流的堤坝加高，支流泄洪能力锐减，伴随而来的则是洪水水量猛增，使得长江干流水位居高不下。综上我们不难看出，生态环境的恶化是导致水患的重要原因之一，尤其近几年随着长江经济带的迅速崛起，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也随之受到巨大的冲击，如何正确处理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三、对解决水患问题的深层次探讨。对于解决水患问题，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比如传统的修建水利工程，如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南水北调分流等等，不得不说这些超级大工程的出现为缓解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水患压力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以个人认为，长期来看国家制定的西部大开发才是真正有效缓解长江中下游水患压力的根本办法。上文提到，人类活动给黄河流域及长江流域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所以才会水患不断，而在中国广大的中西部地区，随着文明中心的转移黄河流域的生态逐步也得到恢复，但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气候、交通等方面与长江流域地区存在着差距，但其在资源利用上又对长江中下游地区存在着较强的互补性。从地理位置上看：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北位于欧亚经济圈的连接腹地，随着新亚欧大陆桥的建设与完善，中西部地区将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与发展。从发展规律来看：从美欧的发达国家来看，从沿海到内地是一个发展趋势，最为出名的就是美国的“西进运动”，中西部地区的大发展已经是注定的。从环境容量来看：长江中下游地区毕竟环境容量有限，虽然科技的进步能暂时解决部分环境容量问题，但长期来看，其发展的地域、空间等方面远不如中西部地区。尤其随着人类生产活动的加大，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环境压力也越来越大，那么人员分流必将成为将来的大趋势。所以说，从本质上来看国家对于西部大开发其实是中国又一次文明生态中心的转移，不同的是之前生态中心的转移是向生态环境优越的区域转移，而这次则是向环境容量比较脆弱的区域发展，因而中西部开发不能像之前一样无止境的开发，而应该遵循“人是自然不可分割的有机体”这一自然哲理进行开发，在生产生活中寻求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的关系，吸取古代文明生态中心转移的深刻教训，做到可持续发展，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有可能减少水患。结语：从中国古代生态文明转移可以看出，环境容量之内生态资源将持续不断地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物质支持和环境保障，文明才会不断进步。反之，在以牺牲环境的代价发展经济，即便可以产生文明高峰，但最终也会遭受大自然的反噬而使文明倒退，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尼罗河畔的古埃及文明等古老文明在这个世界的消失正是说明了这一点。这个世界只有一条长江，其生态环境直接维系着全球的生态环境的稳定和持续发展，因而解决水患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水患，更是背后复杂的生态治理，其实国家早已给出了答案。参考资料：《中国人口与环境》、《中国森林历史变迁》、《生态经济学》、《中国历史地理简编》、《论自然资源与生态经济系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