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来说，“三星堆人”这个称呼并不准确。由于我们尚未明确了解并定义创造神秘三星堆文化的族群属性，只能笼统地称之为“三星堆人”。
为何不可以称之为古蜀人呢？根据考古发现显示，成都平原孕育了独具特色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宝墩文化。然而，与宝墩文化不同，三星堆文化并非其继承和发展，而是直接取代了宝墩文化，并吸收了多种外来文化要素。
如果宝墩文化的创始者是古蜀人，那么这位外来移民就不应被视为古蜀人的成员，只能根据其自称（如果已知）或其创造的文化特征来称呼他，即“三星堆人”。
三星堆出土的文物，虽然在材质上展现了浓厚的青铜文化特色，与同时期的殷商文化相比，但其器物造型却显著不同于中原地区。例如著名的青铜大立人、纵目面具、青铜神树，以及还有来自异域的黄金权杖和黄金面具。
这不禁让人怀疑，三星堆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首先，我们需要明白一个道理：任何曾经创造过辉煌文明的群体，即使他们的文明消失，政权被摧毁，他们也不会彻底灭绝，而是会融入其他族群。例如，历史上的良渚人、二里头人、匈奴人等，都是这样的情况。
毫无疑问，与三星堆族群属性产生关联的，是曾经在巴蜀大地上生活过的彝族人。
《华阳国志》中记载道：“昔有蜀侯蚕丛，眼目炯炯，初称王，终葬石棺石椁，百姓遵循之，因而以石棺石椁为炯炯眼人之坟。”长期以来，人们对于“炯炯眼”一词的实际含义一直摸不透，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三星堆出土青铜炯炯眼面具，方才豁然开朗。
在彝族文献《查姆》《梅葛》中，记录了人类发展的三个阶段：独眼时代，人们吃食而不祭神；竖（通纵）眼时代，不关心繁衍，专注于耕种粮食；横眼时代，遭遇洪水泛滥。这三个时代与文明发展过程契合，同时与三星堆文明中突出描绘的眼部特征不谋而合。
三星堆出土的许多青铜头像发饰各具特色，一些戴着辫状帕箍，另一些将头发梢聚拢于头顶，这与彝族同胞的俄体（将发髻辫索缠绕在头顶做头帕）、阻贴（在头帕的额头上方编织成一根类似牛角的结）、翁比（用长发在头顶编成发髻）非常相似。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面具，口鼻处涂有朱砂，耳朵上打有孔洞。这一发现与彝族供奉的始祖面具（黄脸凸目、红色口鼻、宽嘴露齿）以及彝族人喜爱佩戴铜耳环的文化习俗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当然，更加令人深思的是，三星堆博物馆展示的62个符号（即巴蜀图语），在古彝文中有5个可以直接解读：
明君掌权至高无上，兽中以大象为最，牛羊遍布林地，贤明的法官明察秋毫，君王的子嗣最易继承权杖，人类应与自然和谐共处。牛皮袋被鼠咬破，从此处开始巡查兽类踪迹。
三星堆文化和彝族文化之间的诸多相似之处，使人难以相信这仅仅是巧合。
那是否表示三星堆人就是彝族的先民呢？
很遗憾，目前仅有极少数量的三星堆人遗骨适合提取DNA信息，这可能与当时流行的火葬方式有关。如果我们能够获取这些遗骨的DNA信息，并将其与彝族同胞的遗传信息进行比对，就能够用最直接、最简单的证据得出结论。
因此，我们必须依据考古发现，逐步拼凑和还原三星堆文化的基本特征。
已提及前文，三星堆文化是一个融合了当地巴蜀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复合体。比如，在二里头文化中常见的牙璋在三星堆被用作祭祀的重要器物；而三星堆的黄金面具和权杖在当时的中原文化区域中并无类似物品。即使将视野扩展到西北地区或整个长江流域，也难以找到三星堆这些独特遗物的来源。
三星堆新近考古发掘的8号器物坑出土了一座青铜神坛，上面发现了具有域外特征的面孔。与华夏人臀部坐在小腿和脚跟上的跽座方式不同，这个青铜小人穿着草原文明特有的翘头靴，双腿大大咧咧地岔开，坐在四名抬杠力士的中间，双手则自然放在膝盖上。
此外，三星堆还发现了宗庙和神庙，分别用于供奉祖先和敬奉自然神。在祭祀场景中，可以明显看出两大群体，一群是笄发者，他们掌管着宗教权；另一群是辫发者，他们似乎掌握着世俗权力。这表明了三星堆人群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童恩正教授提出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理论（西方学者称之为“中国弧”）认为，从中国东北到西南存在一条长达万里的半月形地带。这条地带内的各文明聚落之间有着密切的文化互动和交流，因此三星堆中蕴含了大量来自东北和西域草原文化的元素。
另外，《蜀王本纪》还记载，古蜀国的第一代蜀王蚕丛氏，源自岷江上游的羌人。
综上所述，三星堆人主要由蜀地本土居民、来自二里头文化的移民、古羌人以及环半月形文化带南下的半农半牧族群构成。
因此，彝族与三星堆人之间的关系可能有两种情况：其一，彝族是三星堆文明唯一的融合后裔；其二，彝族是三星堆文明众多族群之一的后代。
古彝文的存在，证实了第二种可能性目前已知的三星堆刻画符号，其字形、字音、词义和语法均与古彝文高度相似，并且已被彝文学者成功解读。然而，彝文的历史远远早于三星堆文化的出现。
考古发现表明，三星堆文化早期遗存地层中出土的陶盉是二里头二期典型的酒器，这在巴蜀文化遗址中并没有找到源头，表明这是文化传播的结果。因此，三星堆文化的绝对年代上限不会早于二里头文化二期，即公元前年。
然而，贵州威宁县中水遗址出土的龙山文化时期刻画陶文可以用现代彝文解读。这表明彝文至少在史前的龙山文化时代就已经出现并被使用。民族文字研究专家刘志一教授甚至认为，彝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近一万年前。
如果彝族文字早于三星堆文化，那么不能简单地将彝族和三星堆人等同。原因有二：首先，三星堆文化是在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与中原的龙山文化同时期）结束后才形成的；其次，三星堆中有明显的二里头文化因素，但在二里头遗址却未发现文字。
实际上，古彝族自身也分为有文字、崇尚黑色的“乌蛮”和没有文字、崇尚白色的“白蛮”。这些现象都显示出彝族可能是三星堆多元族群中的一支后裔。
在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这种情况并不是没有先例的。
罗塞塔石碑，发现于埃及考古中，刻有公元前年托勒密五世登基的诏书，分别用希腊文字、古埃及通俗体文字和已失传千余年的古埃及圣书体。由于这块石碑将三种文字对照排列，使得人们得以恢复古埃及圣书体的文字。
在古埃及，王室成员是希腊人，他们使用希腊语。而大多数人口是古埃及人，他们使用通俗体文字。除此之外，还有一群专门负责宗教仪式的神庙祭司，他们使用圣书体文字。
古玛雅文明的遗址、古埃及的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苏美尔的遗迹、古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以及三星堆的遗址，不仅巧妙地分布在北纬0度附近，四大古代文明国家也同样在大江大河附近兴起，而这些地方在民族记忆中也都留下了上古大洪水的痕迹。
自然环境和纬度相似的情况下，世界上不同文明之间出现了一种相似性。
许多考古证据显示，三星堆文明涉及多个不同来源的群体。这些群体是否像古埃及托勒密王朝那样，各自拥有独特的文字系统呢？
事实上，后世殷商甲骨文已充分证明，商朝确实使用了一种专门用于祭祀和占卜的文字系统，此外，商朝还有金文、陶文，以及用于传递政令的通俗体。
国际考古学暨历史语言学学会高级研究员兼理事张如柏教授的研究结论还表明，三星堆玉器上发现了夏朝二里头时期的文字和巫文化相关的符号，这些文字比甲骨文和河图洛书的记载还要早，此外还包括彝文的存在。
这表明，彝族是三星堆文化的一个主要分支，其人口占据了绝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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