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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政权，吸纳了当时拥有世界最大经济力和产业力的中国本土，采取了自由经济政策，奖励超越区域与“文明圈”框架的大型通商。无论是谁，身在何处，都可以做生意。人种或民族皆无所谓。只要支付百分之三点三的商税与关税，就可以自由通行。
只是，忽必烈在世时，由于中亚方面发生帝室一族的反抗，在政治上忽必烈自身未必亲眼看到其开花结果。然而，忽必烈与策士们所构想的成果，确实在忽必烈长逝后的十三世纪末左右清楚浮现。然后，到了十四世纪左右，就名副其实地出现了横亘欧亚东西的人与物的大交流。
有许多人亲身为这个时期的欧亚大交流作见证。他们既有经由陆路来去的，也有使用海路来去的。
在文献上将往返陆路的史实描述得最清楚者，就是旭烈兀汗国的使节团。那最主要是因为，用波斯文等文字来写的蒙古政权历史书籍还有留下之故。
他们组成以几百人为单位的旅行团，利用敷设在蒙古东西的站赤路线，悠然前来。被称作“答纳”的大珍珠以及名产“大马士革剑”、优良的“阿拉伯马”、中东的优质织金，包括香料在内的种种药材等——他们携带这些莫大的进贡品和礼品前来。此外，属于宝石的一种，又被用在最高级“青花瓷”瓷器图案上的青金石，或是作为代用品的钴颜料等，也应该是如此。
这些使节团一要经过，处在行经路上的驿传路就较平常更多地大量准备马匹与骆驼。只要事前通知即将经过蒙古的驿传负责官员就会奋力地迎接大旅行团。一直到送至下一宿驿间的接待费用是很庞大的。为此政府时常作特别支出。
这样的使节团逗留在大都的特别宾馆。此事在汉文史料上留下记录。然而，由于接待过于舒适，所以陆续有使节团不思归去。由于是数百人单位的长期逗留，因此很是忙碌。其中似乎也有不少同一王族分别派遣的使节团彼此撞见的情况。
当然，这样的事例是特别的。然而，不仅只有可和旭烈兀汗国匹敌的大势力，在其组织之下的王侯、地方君主以及在地权力者等好像也屡次个别派遣使节团，因此其数量乃超乎想象。
在《元史》若是只写到“遣使朝贡”，例如以大约三年一次的频率遣使而来的伏尔加河钦察汗国君长家的情况等，还是必须要设想到他们所来自的区域或旅程，其君侯的位阶等不寻常的情况。
如果每个都有准备如旭烈兀家的使节团那样的“伴手礼”，就已经不知道政治与通商到底哪一个才是主要目的。说不定要想成整个政权、整个区域都曾派了通商使节团。
一方面有关陆路，在民间层次的证言里头，刚才已经提到的裴哥罗梯最容易了解。
据其所言，从意大利搭船到黑海，经过克里米亚半岛在塔纳上陆的话，接下来再往东方去就是蒙古的世界。那里不会像欧洲那样，在路上遇到打劫或强盗，借由公权力整备的公共道路上可以安全又舒适地用马车旅游。在此所描述的状况，坦白说来是太过理想幸福，反而令人退缩不知道是否可以直接这样解读。后面会提到的“蒙古体系”在有关旅行便利和安全方面都没有公私之分而广泛地提供。
另一方面，有关海路，已经有许多人的报告跟体验。
汪大渊的《岛夷志略》是由东往西航海而归的人们的珍贵记录。最基本的还是通商。到了蒙古时代，远较南宋更加深政府直辖特别高级窑业专门产业城市性格的景德镇出产中国区域特产瓷器的最高级品，它们跨过山岭，在泉州及福州的港口装船。
一读《岛夷志略》就能够清楚知道，中国青瓷和白瓷，尤其是“青花”即日本的“染付”，对由东往西的商船队而言是最高级的贸易商品。在单色容易令人联想到硬质宝石的中国瓷器的技术上，加上波斯陶器的彩绘习惯与蒙古伊斯兰共通的钴蓝色的品味，上述三个要素结合出现的青花是只有蒙古时代才看得到的东西交流精华，在印度到伊斯兰的世界里头，受到略显异常的热烈欢迎。
史上存有诸多疑点、真相复杂的“马可·波罗”也是在海路上由东向西的人。搭上将蒙古贵妃从大元汗国处送到旭烈兀家的使节团船队便船的波罗一家身影，只在《百万之书》中可以看到。
曾为旭烈兀官吏的谢拉夫丁写下来的《瓦撒夫史》传达确切真实。那本书上没有看到波罗一家。但是，此史书关于他们一家以外的所有人士，包括正使以及副使的姓名在内，与“马可·波罗”的亲自申告其实颇为一致。
向《百万之书》传达讯息的人物无疑也身在这支船队中。其体验恐怕是用“马可·波罗”之名来谈论的。
此外，由这两本书无法否认的一致性，可以证明印度洋上的东西路径，最晚在一二八O年代末期到一二九〇年代左右是完全在蒙古的手上。
据说在泉州还留有墓石的方济各派修道士佩鲁贾的安德鲁是从西到东，意即从伊朗到中国方面的人物。他接受罗马教皇克莱门斯五世的命令，被派到位于汗八里也就是大都的孟高维诺处，完成了任命他为汗八里总主教的使命。其后前往刺桐(即泉州)，成为刺桐主教后逝世。
但是，再怎么说从由西往东航海而归的代表都是伊本·巴图塔。出生于摩洛哥丹吉尔的他，旅行了埃及等中东各地后，逗留在政治上几乎统一印度次大陆的图格鲁克王朝君主穆罕默德处。在那里长期逗留后，以海路来到了大元汗国。他的游记是证明蒙古时代欧亚世界多么自由开放，多么容易旅行的最佳书籍。同时也最清楚地呈现其时往南方的海路是多么活跃。
有关利用这般海路的海外通商，忽必烈及其策士们决定以销售额百分之三点三为原则(依船商的种类也有百分之五或七的情况，不过基本上是三十分之一)。以泉州为主的中国东南沿岸主要港口都市，设置了负责贸易事务以及进出口港管理的“市舶司”官署。
那名称和宋代以前一样，乍看之下会被认为是同样的体系。然而在忽必烈帝国时代是较南宋更由政权主动奖励、推动、统御的组织。而不是在表面上说因为“蕃商”过来才不得不管理，但又期待进口税收的那种矛盾姿态。大元汗国在航海路径上的碇泊港到目的地交易处都设有派驻员，一贯管理其出港、停泊、交易及归港，加以政府机关在泉州等造船业中心地亲自建造贸易船只，以附上资金出借给海洋商人，力图促进贸易。据说贸易船跟出资金的出租费用是贸易利润的七成。
大元汗国不只如宋代为止一般管理港湾的出入，也企图掌握海路与其通商行为的全部。那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忽必烈政权与成为海洋通商中心的穆斯林商人势力本身联结，将之收纳进来之故。
那和陆上系统一样是点对点的据点支配。不过，散布在大元汗国领域内的主要港湾以及东南亚沿岸要冲的碇泊港、港湾都市，被与大元汗国中央官署和名为“行省”的派驻机关作直接联结。
借由全政权之力图振兴贸易的大元汗国力量，海上东西方贸易已经清楚地系统化。对此而言，印度沿岸地带扮演了中继点的角色。
然而，从十三世纪末到十四世纪，在内陆地带的北印度平原中，图格鲁克王朝等德里苏丹诸政权迎击经常由中亚南下侵略的察合台汗国军。尽管如此，伊本·巴图塔从海路由印度到中国方面的原因是，作为图格鲁克王朝君主穆罕默德的使节。
广泛地来看蒙古与印度的关系，内陆与沿岸有不同的因应方式。北印度在历史上，不如说是和中亚、内陆亚洲的关系较深，很多事物应该要在其延长线上考虑。有关多元世界印度与大元汗国的关系，今后尚需持续的解明。
在西亚和中东，不仅旭烈兀汗国，埃及的马木留克王朝也进入了这个通商连锁中。刚开始是民间的层次，然而之后由于旭烈兀汗国伊斯兰化使得政治对立的壁垒消失之故。马木留克王朝更积极地参与“东方交易。其推手是喀里密商人。他们购买经过印度洋到来的东方物品，在中东诸区域贩卖，甚至卖到欧洲诸国。
西欧也自动进入到以大元汗国为中心的欧亚通商圈。
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等以海洋通商作立国根本的意大利都市国家本来就有与东方特别是蒙古接触、通商的历史。蒙古已经由过去的“恐怖时代”明确蜕变成以大元汗国为中心的松散国家联盟主导的“融和时代”，不仅是地中海方面的意大利诸城市，包括阿尔卑斯以北的其他西欧诸势力在内，在政治上面向东方的壁垒都急速消失。以“十字军”为名的“对决世代”已经远去。
在威尼斯档案馆内，藏有当时与旭烈兀汗国之间交换的通商议定书。里面有许多有趣的内容。关税是一律和遥远的大元汗国统治下的东方同样为百分之三点三。在过去来讲，是极度的低额。另外，还记载有各种各样的细项。
令人惊讶的是，在运送商品的时候，如果发生危害或灾难，蒙古方面将会补偿的一节文字。经常有意大利商人来往旭烈兀汗国的君主处，甚至也有直接留下成为臣子者。例如，一三O二年第七代的君主合赞向教皇卜尼法斯八世送出使节与书简。
其使节是热那亚人布斯卡雷诺·基索卢非。此外，来自比萨的伊索这位人物，是合赞之弟，其后成为后继者即第八代旭烈兀汗国君主的完者都成为基督教徒的当时，取罗马教皇尼古拉四世之名，作为其受洗名尼古拉的命名者。
其中令人最惊讶的是下面的事实。其后成为旭烈兀汗国新首都苏丹尼叶(这座城市可能是模仿大都而建造的)总主教的威廉·亚当在一三一五年起的十七年间的某个时期，进行了有关旭烈兀汗国与欧洲同盟的，有点令人难以置信的提案。根据英国的蒙古帝国史研究者摩根的指摘，那内容竟然是让小舰队航向印度洋，而且是让热那亚人航行，以截断马木留克王朝与东方间活络的通商生命线。
那还只停留在计划阶段而已。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不久以后旭烈兀汗国就和马木留克王朝讲和了。即便如此，还是可以令吾人理解，埃及与东方的海上通商是多么繁盛，然后此事在欧洲方面，特别是与旭烈兀汗国交好的意大利商人强烈意识到，其将东方贸易理解为马木留克王朝“生命线”的事实。
也就是说，欧洲势力直接将舰队送进印度洋，想与东方通商直接联结的构想，并不是从瓦斯科·达伽马的时代以来才开始的。
如此，整个欧亚，从东到西，由穆斯林幹鲁脱克商人、喀里密商人、拜占庭商人、意大利商人彼此交会错综形成横向联结。虽说如此，本来让这个欧亚世界通商圈成立的，就是奠基于重商主义与自由经济，展开未曾有的通商振兴政策的巨大、富庶、繁荣东方，也就是拜大元汗国的存在所赐。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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