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尔迈调色板上有法老和他的化身（反面是鹰神荷鲁斯，正面是公牛）处决或羞辱外族人和敌人的场景。
如前所述，这些形象一方面是埃及人表现模式化的王权观念的部分工具，另一方面还是一种象征。
埃及人以此来界定和强化他们作为一个民族和国家的身份，将自己与境外混乱的外族人区别开来。
然而，我们也许会问，浮雕上荷鲁斯抓着的那个俘虏是否是利比亚人或者亚洲人，或者该浮雕描绘的是否仍然是上埃及以武力统一下埃及的一场内战，而那个俘虏是下埃及人。
我们也许还会问：调色板底部的那两个卑躬屈膝的人，以及另一面上那一排被斩首的人，他们是下埃及人还是外族人？
上埃及人在这一时期是否将下埃及人看作半外族人？
难道正如埃及学家皮特里和埃默里所说，画面中的法老及其臣子实际上是来自近东的入侵者，而不是“埃及人”？
如果是这样，纳尔迈调色板上到底哪些人才是真正的“埃及人”？
埃及早期种族身份的象征
事实上，对于法老时代早期的埃及人来说，纳尔迈调色板似乎对他们的民族身份的界定有着特别的意义。
在调色板上，纳尔迈不仅化身为隼鹰和公牛等代表法老的兽类标志，同时表现为一个攻击敌人的法老形象。
纳尔迈调色板是王室象征的早期及晚期传统手法的高度混合，纳尔迈的统治标志着统治观念的根本转变，调色板是体现这一观念转变的最好例证。
随着埃及的统治者开始拒绝使用王室图像，转而采用本土的图形，在第一王朝初期，官方对于外部世界的意识形态也经历了重大转变。
此后，在埃及的国家意识形态中，非埃及人就是未开化的野蛮人，他们被排斥在埃及人的王国之外，因此对埃及法老、老百姓及其生活方式采取敌对态度。
身份认同问题
毫无疑问，在对纳尔迈调色板的研究当中，身份认同问题十分普遍，同样，这个问题也渗透到了整个埃及学学科当中。
古代埃及人到底是什么样子？
他们如何使自己区别于周边的民族？
埃及文化是黑非洲文明的一部分还是近东文化的若干变异形式之一？
我们定义埃及人的依据是什么？
是他们的语言、地理位置还是他们的外貌？
他们是如何看待自己的？
在很多方面，埃及人通过强调他们与非洲和近东的外族人之间的巨大差异来明确自己及统治者的身份。
埃及逐渐与之建立商业和政治联系的地区大致可分为3个区域：非洲（主要是努比亚、利比亚及蓬特）、亚洲（叙利亚–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阿拉伯半岛以及安纳托利亚）以及地中海北部和东部地区（塞浦路斯、克里特、海上族以及希腊人居住区）。
埃及人与外部世界交往
纳尔迈调色板或许还可以告诉我们一些关于早期埃及人与外部世界交往的情况。
早在年，以色列考古学家伊加尔·亚丁分析指出纳尔迈调色板所描绘的可能不是简单的庆祝国王继位或宗教仪式等场景，甚至也不像过去的理论所认为的那样，记述了上下埃及的统一。
亚丁认为，它反映的是埃及与近东早期的军事冲突。
有趣的是，20世纪90年代，在以色列纳哈尔蒂拉地区的西罗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一块埃及陶片，上面刻有一个王名框，框内写着纳尔迈的名字，同时还发现了很多其他的埃及手工艺品，其中有象征权力的物品如权标头，其年代与纳尔迈调色板的年代相近。
此外，在纳哈尔蒂拉地区西北部的泰勒埃拉里地区也发现了埃及人活动的证据，这些都表明当时埃及人的确出现在巴勒斯坦地区。
这些考古学证据或许可以证明亚丁理论的正确性，即埃及人的军事扩张很久之前就到达了黎凡特地区。
黑色的埃及人
谈到埃及人的民族身份，我们就必然要试着解决这样一个当代性问题，即从种族和民族的角度来说，埃及人在多大程度上是“黑色”人种。
马丁·伯纳尔和谢赫·安塔·迪奥普认为埃及文明在本质上是“黑色”文明，只是欧洲白人在文化上对它进行了修正，使该文明受到了曲解。
他们的这种观点有多少依据？
年，迪奥普断言：“埃及人是黑人，他们嘴唇厚，头发卷曲，双腿纤细。”
就现存的木乃伊以及对古埃及人的描绘来说，尽管有一部分符合迪奥普的描述，但从外貌和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大多数都与迪奥普的描述相去甚远。
埃及人如何看待自己？
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回答这个问题：一是研究埃及人在绘画和雕塑中是如何描绘自己的；二是分析他们如何描绘外族人。
与许多其他文化一样，埃及人似乎主要是通过自身与埃及之外的民族的比较来获得身份认同感。
从埃及人描绘自己和外族人的象征符号上来看，在大部分历史时期，他们对自身形象的认识往往介于黑皮肤、卷头发的非洲人以及肤色浅、蓄胡须的亚洲人之间。
新王国法老塞提一世以及拉美西斯三世的陵墓位于帝王谷，墓中有一些壁画，这些壁画表现了太阳神拉掌管的宇宙中的不同人种，其中就包括皮肤呈红褐色的埃及人，与黑皮肤的库什人（努比亚人）和肤色较浅的利比亚人及亚洲人都形成了鲜明对比。
除了肤色和其他身体特征外，我们也可以从发式与服装上来区分这些古代人种，这些分类无疑能够使埃及人同世界其他地区的人区别开来，成为一个民族。
然而，就连埃及人自己也会认为这些描绘是一种简单的模式化，因为从成千上万的埃及人的肖像来看，他们的肤色是非常多样的，从深浅褐色到黑色都有。
“黑色问题”
因此，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埃及人是在文化上而非种族上将自己视作一个独特的民族。
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对于一些外表看来明显属于“异族”的人，埃及人也在社会和政治层面上把他们看作自己人。
梅伊赫普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梅伊赫普里是第18王朝早期的一名军官，他获得了在帝王谷建造自己陵墓的特权，但是他的外貌特征（黝黑的皮肤和卷曲的头发）清楚地表明他是努比亚血统。
同样在第18王朝，一个叫做阿佩尔的亚洲男子当上了维西尔（最高的官职，仅次于国王），从他的名字可以看出他来自近东地区，在这一时期，还有很多其他亚洲人在埃及的精英统治中身居要职。
埃及学家——尤其是北美的埃及学家——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古埃及文化的问题已经变成了一个“黑色问题”。
认为埃及本质上是一种黑人文明的观点——这通常被描述为一种“非洲中心论”的立场——对很多非洲人以及非裔美国人都至关重要，因为它说明非洲人和黑人在早期文明形成过程中有更为重要的作用。
很多非洲中心论者认为针对“埃及”的权威埃及学研究带有很深的偏见，因此他们只用古埃及的地名凯麦特（字面意思是“黑色的土地”）来指称埃及，尽管该词实际上是指黑色的沃土，而不是人的肤色。
种族主义不可取
毫无疑问，过去某些埃及学家对埃及人的解读带有种族主义色彩。
最为恶劣的是，格拉夫顿·埃利奥特·史密斯曾在年指出：“哪怕只有一点非洲血统，其后果也会马上显现出来，它会使人们不思进取，成为文明艺术进一步发展的阻力。”
弗林德斯·皮特里也提出了一种理论，他认为法老埃及是来自近东甚至是来自欧洲的“优等民族”建立的。
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他的政治观点是右翼的，或者没有意识到他是优生学运动的积极分子，而该运动的宗旨正是通过“研究受社会制约的可以提高或降低人类后代的人种质量的力量”，从而致力于“改善”人类血统那我们就很难理解他的理论。
另一方面，布莱恩·埃默里对于早期埃及侵略论的拥护无疑是更多地受到了戈登·蔡尔德的文化传播理论的影响，但也有可能是受到了二战前英国在埃及和苏丹的殖民主义的影响。
然而，我们来设想一下——许多非洲中心论者似乎也是这样做的：首先，许多传统的埃及学观点仍然受到种族主义的影响；其次，这种偏见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恰恰证明：与图像和文字证据所表明的相反，古埃及人是非洲黑人。
这些设想似乎缺乏证据。
埃及并不存在“种族”的概念，希罗多德的著作、《圣经》以及任何其他古典文献也没有提及这一概念。
由于它缺乏生物学和社会学上的依据，因此无论在公共还是私人场合，我们都应该竭力避免使用这个词。
不用这个词并没有人会在意，反而对我们有利。
参考资料：
身份：关于种族、人种以及性别的争论；探秘古埃及；.08；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