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源远流长的公案小说不同，欧洲直到18世纪警察制度渐渐定型后，才在文学领域催生出推理小说。年——恰恰是英国通过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国门的后一年，美国作家艾伦·坡在“格雷姆杂志”上刊登了世界上第一部推理小说《莫格街凶杀案》，由此开创了欧美推理文学的先河。
艾伦·坡一生其实只写过四五篇推理小说，然而正是在这四五篇小说所掀起的蝴蝶效应下，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西洋两岸共同进入了推理小说的“黄金时代”，一时间文坛多少豪杰，其中最出名的要数合称“黄金三大家”的埃勒里·奎因（兄弟）、阿加莎·克里斯蒂、约翰·迪克森·卡尔四人。在大家辈出的同时，推理小说的理论建设也在日趋完善，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隆纳德·诺克斯提出的推理小说“十诫”与范·达因提出的推理小说“二十法则”。
正如范·达因所言，推理小说实质上是一场智力竞赛，需要保证侦探与罪犯之间的公平性。在此基础上，“十诫”与“二十法则”分别规定了诸如“侦探不能用超自然力”、“凶手不得以大型犯罪组织为后台”、“不能使用尚未发明的毒药，或需要进行深奥的科学解释的装置”等内容。然而，也正是在这些保证推理小说健康发展的原则中，赫然有这样一句话：“不准有中国人出现。”
禁止中国人出现的规定为“十诫”第五条。隆纳德·诺克斯于年提出“十诫”，彼时那个曾与欧美列强签下无数城下之盟的清帝国已经灭亡了十余年，而新生的中华民国依然国难当头。隆纳德·诺克斯执意在推理小说中排除中国人，是源于文化上的鄙视链么？如果不是，为何是中国人——而不是曾被殖民主义裹挟过的任何一个民族，被孤立在欧美推理小说之外呢？
中国人的“怪力乱神”
拒绝中国人，与当时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地位毫无关系，而源于中国人与生俱来的神秘感。年据清帝国开埠已近百年，然而在普通西方人心中，中国人依然是擅使功夫、奇门遁甲等“魔法”的神秘民族，而这在追求绝对排除超自然力量的推理小说中，是不允许存在的。“中国人”的存在可以将一切不合理变得合理——如果被害人的尸体离奇失踪，那有可能是被涂上了韦小宝的化尸粉；罪犯在没有交通工具的情形下日行千里，是使用了诸葛亮传下的“缩地术”；而一出场就被杀的嫌疑人再次出现，不是因为他有一个孪生兄弟（尽管这也是“十诫”所禁止的），而是因为他练习过能起死回生的神照功……
与以往的小说类型不同，推理小说需要以缜密的逻辑为基本前提；更进一步说，推理小说所描述的是一个普通人都能接受与理解的现实世界——如果推理推到最后出现了“怪力乱神”，这就不是推理小说而是神魔小说，其智力比赛的魅力也将不复存在。而在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推理小说家眼中，中国人显然是无法通过常识进行解构的，更不用说以其为基础进行推理了。
不妨想像一下《四签名》中出现这样的场景：夕阳西下，当最后一缕日光穿透伦敦厚重的雾霾斜射在贝克街号的黑色大门上时，福尔摩斯轻轻拍了华生的肩膀，指了指着在巷口消逝的人影，艰难地用生涩的汉语说道：“我从不假设例外，除非遇上中国人。”
“十诫”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最正常的世界，囿于时代的认知，罗纳德·诺克斯在面对中国人这个神奇的存在时旗帜鲜明地表现出了“宁可错杀也不放过”的坚定态度，而正是这种态度推动了侦探小说的进一步发展。除此之外，诺克斯十诫还包括“不许有密室及秘道”、“凶手不能是侦探本人”、“不可透过意外事件和直觉能力来破案”等原则，最终的目的正是保证故事的自然。
一百年后，中国的神秘面纱或许早已褪去，但那些“怪力乱神”般的功夫却依然是西方文化中的经典符号。在昆汀的作品《杀死比尔》中，最终杀死比尔的便是来自中国的“五指穿心掌”，如果这个复仇故事最后变成推理小说，又有哪个侦探能够找到凶手呢？饶有趣味的是，香港导演程小东在其《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中也为东方不败嵌入了一句这样的台词：“你有科学，我有神功！”这或许是只有中国人才能读懂的反讽吧……
美国夏威夷的华人探长
虽然年代相同，但范·达因的“二十法则”比起隆纳德·诺克斯的“十诫”已经有了明显的开放性，这或许与两人的民族相关：范·达因是美国作家与评论家，有着美国人特有的自由主义精神；而隆纳德·诺克斯是英国作家，而且还是天主教蒙席。在极富传统主义的英国，年的中国依然因为过于神秘而不适合出现在推理小说中；而在“民族熔炉”美国，中国元素的出现就自然很多。
因此，在美国推理小说中，中国人不仅能够“露脸”，甚至还能够当侦探——年，美国作家厄尔·德尔·比格斯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华人侦探郑平破案的新闻，当即决定创作一部以华人侦探为主角的推理小说，西方文学中的“华人侦探史”也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这名虚构的华人侦探，就是日后在美国家喻户晓的陈查理。陈查理是一位身材肥胖但是行动十分敏捷优雅华人探长。从《没有钥匙的房子》到《钥匙保管者》，比格斯创作的陈查理不仅以其缜密的思维与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子曰”给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通过影视作品远渡重洋来到了中国：在年代的上海，不但上映了陈查理系列电影，还迎接过电影男主角访问中国，只是这些历史的痕迹最终在战火中被磨灭了。
在之后的日子，有47部以陈查理为主角的电影在美国陆续问世，陈查理探长也成为美国大众文化中的经典形象。抛开比格斯的创作不谈，陈查理的出现也是偶然中的必然：他的原型郑平本就是夏威夷檀香山警察局的传奇人物。
陈查理的原型——夏威夷华裔警探郑平
郑平生于夏威夷，其父是清末漂洋过海前往夏威夷的中国苦力。在郑平的少年时代，华工在夏威夷颇受歧视，但他依然通过出色的工作能力得到了警员的职位。郑平有着高人一等的胆略与头脑，在治安工作尤其是唐人街犯罪治理中屡立奇功，其经手的案件囊括了绑架、杀人、越狱……直到中午，郑平已经成为檀香山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比之于小说中的陈查理有过之而无不及。
尽管美国没有英国那般沉重的文化包袱，尽管有着郑平这样优秀的华人原型，比格斯的创作依然有不可磨灭的开创性。郑平生活的时代正是美国排华氛围非常浓烈的时代，作为一个新兴国家，美国人没有遇到中国的辉煌与神秘期，反面直接撞到了中国国势最为衰微的时代。在与比格斯同时代的美国作家眼中，中国人的形象也渐渐固化：他们大多是地位低下的苦力，举止粗俗且难以教化、精神萎靡且目光呆滞、脑袋后面挂着一条奇怪的辫子，而其劳动的廉价又直接导致了其它劳工薪酬权利的降低……
在这一背景下，比格斯的创作其实是对美国文学形象及美国种族主义倾向的逆势而为。其实在第一部陈查理系列小说中，陈查理并非主角，然而其形象却远比主角更吸引观众的注意力，于是在市场的导向中，比格斯立刻将陈查理升级为主角，并成功将其打造成美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华人形象之一。
从陈查理到傅满洲
陈查理的成功有其必然也有其偶然，但不可否认的是，陈查理的出现与其被美国人的广泛接受完全打破了“十诫”中禁止中国人出现的规定，中国人与“怪力乱神”曾在黄金时代划上的等号，就此消失。
这并不表示，中国人在美国文学就此成为了正常人。比格斯对自己创作的陈查理引以为豪，其实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模仿陈查理的语气与读者交流互动，然而在他笔下，陈查理的形象依然很东方：黄皮肤、矮个子、大腹便便、行动缓慢……作为一个主角，尤其是系列小说的主角，陈查理缺乏男性魅力与阳刚之气，比格斯对陈查理的欣赏之情中，还是夹杂了一股“驯化”的优越感。
事实上陈查理的形象与郑平有相似之处。郑平虽然是东方人，但他为了融入西方社会，处处模仿西方人，不蓄辫、打领带、穿西装，直到被认可并成为一名警员。在美国人眼中，这种处心积虑想要融入文明世界的作法的另一面，便是美国人的“驯化”过程。比格斯不可能不自认为自己是审美和文明的“宗主国”，而陈查理则是一个“高贵的野蛮人”，落后的同时有亦可鉴赏的一面，而将这种姿态放大，陈查理形象的流行便不可避免地沾上一股猎奇色彩了。
傅满洲
而在大西洋的对岸，另一个同样流行于西方文化界的虚构华人角色，则在猎奇的基础上，依然延续着“十诫”的余晖。
年，英国作家萨克斯·洛莫尔于创作《傅满洲之谜》一书，并塑造了一个来自中国的大反派傅满洲。傅满洲才高八斗、聪明绝顶，同时又邪恶阴暗、无恶不作。他有三个外国大学的哲学、医学、法学学位，同时是一个语言天才，能够流利地使用所有文明语言和绝大多数野蛮民族的语言：面对中国人，他讲汉语，面对印度人，他讲印度语，见了埃及人，他马上换成了阿拉伯语”。而他最强大力量，依然来自于“怪力乱神”般的魔法：他蔑称枪炮，更喜欢用冷兵器、毒蛇、蜘蛛等“天然”武器；而他的对手，丹尼斯·奈兰·史密斯和佩提博士（Dr.Petrie）——一对如同福尔摩斯和华生般的搭档，只能通过决心而非智力取得最终的胜利……
“十诫”有云：“不准有中国人出现。”而当傅满洲出现在推理小说中时，侦探的武器便不再是推理而是品质，傅满洲系列对“十诫”的延续，非常精准。
洛莫尔在回忆自己最初的创作动机时说：“似乎一切时机都成熟了，可以为大众文化市场创造一个中国恶棍的形象。义和团暴乱引起的黄祸传言，依旧在坊间流行，不久前伦敦贫民区发生的谋杀事件，也使公众的注意力转向东方。”
在“黄祸”思潮的影响下，傅满洲自然不会有西方反派所常有的性感邪魅，而是一副“又高又瘦，高耸肩膀，长着竖挑眉，留着两撮下垂胡子”的颓败形象。比格斯与洛莫尔，终究各有各的高高在上。
结语
陈查理与傅满洲虽然正邪有别，但其外观依然存在着西方人对“具有娱乐价值的原住民的古老经典美感”的品鉴，这一居高临下的姿态与20世纪初的“十诫”内核不谋而合。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文化世界亦如此。年，在DC漫画创作的中国超级英雄团队中，依然存在如“英雄之母”（其技能为每三天可以生育25位短命超级战士）这样极具猎奇色彩的成员——当然，DC漫画不属于推理小说，不过这背后的隐语，却不难猜出。
诺克斯“十诫”只是推理小说史上的一个历史名词，但它真正消失了么？这不仅关乎于某个民族，更关乎于整个人类。作者：江隐龙来源：文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