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浅析古罗马时期，季节性流行疾病疟疾带来的影响——塞尔苏斯说，“一个女人即使患有痢疾也没有危险只要没有发烧和其他疾病的症状，孕妇和胎儿皆可无恙”。
具体来说，第一，母亲患疟疾后，婴儿出生体重通常低于正常标准，他们很可能在童年时期免疫力低下，腹泻或肺炎都可能会致其死亡。
第二，营养不良患者感染疟疾死亡的可能性比接受正常营养的疟疾患者高1.-.5倍。
据拉皮研究，古罗马9个月到2岁的婴幼儿多数已经表现出佝偻病的征兆，这是营养不良的重要表现。
甘西指出地方性营养不良在古代社会非常常见，尤其是女童很少得到充足的食物供应。女性患有疟疾后很容易死亡。其次，疟疾对老年人造成潜在的威胁。
对于某些地方性*株来说，老年人可能对部分地方性疟疾*株有一定的免疫力，但疟疾会提高结核病的易感性以及病程发展速度，最终导致老年患者死亡。
最后，疟原虫病*破坏红细胞是导致贫血的重要原因，也对青壮年的身体有一定的损害，但致死率较低。但由于感染人体的疟原虫种类较多，且难以对恶性疟原虫产生免疫。
所以感染疟疾不同*株的可能性较高。罗马帝国晚期，0-40岁人口的季节性死亡率最接近于整体人口的死亡率模式。
此外，外地移民则是例外，他们对特定的地域性疟原虫种类几乎不可能有免疫力，即使是青壮年，感染疟疾病*后死亡率也可能会维持在较高的水平。
综上所述，在罗马帝国，疟疾感染不仅容易导致老人和婴幼儿死亡，也会间接导致成人死亡。
由于社会下层女性大多面临营养不良的困境，免疫力低下，而怀孕会进一步加强有关症状，因此相较于男性来说死亡率更高。
罗马帝国后期，成年人普遍有地中海型贫血症状，这间接证明了成年人在反复感染地方性疟疾的时，可能已经获得了一些免疫力。
一、季节性规律
在现代社会，传染病被有效抑制，死亡在一年四季都会发生。但是，当传染病成为死亡的主要原因时，冷酷的死神就会在一年中制造出不均匀的节奏。
古罗马人口死亡率具有双模态模式的季节性特征，初夏，间日疟原虫和恶性疟原虫发育成熟，开始攻击人类。
一般情况下，意大利的疟疾感染率在7月份猛然上升，8月至9月初高温期达到高峰，9月底至10月随着气温下降，因此，8、9月的死亡率是衡量疟疾死亡率的一个可靠的指标。
第一，季节性死亡规律。当代罗马史学家谢德尔对墓葬遗址的样本分析后，将季节性死亡高峰期划分为三个阶段：第1阶段、第2阶段和第阶段。
其中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死亡率大概是26.8%，第三阶段则达到46.4%，7-10月的平均死亡率比一年内的其他时间里高出了约7%。对于儿童来说，疟疾的危害更高。
初秋，儿童死亡率将达到极高的水平，可能比同年的其他月份高80-90%甚至%。古罗马埃及人口学家布鲁斯·弗里尔认为，埃及夏末秋初死亡率大概是47.4‰。
这些数字，即使是人口死亡率本就较高的古代社会，仍然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数字，足以说明疟疾绝不仅仅是一种常见疾病，它会对古罗马人口造成的严重影响。
第二，季节性死亡的地域规律。布隆特首先将亚平宁半岛划分为以下几个区域：北意大利、南意大利、西西里-撒丁岛。之后，他在仔细分析各地墓地的标本后发现几条规律。
第一，8-10月，各区域死亡率都很高。第二，在南部意大利，8月死亡率开始持续升高至10月份。第三，北意大利在8月出现死亡率单一高点，12月至次年1月，死亡率再次上升。
虽然布隆特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直观的了解古罗马季节性死亡的总体性规律，但是有很明显的简单化的倾向。
当前的科学研究成果证明，疟疾导致的死亡可能在一年中的任何时候发生，一方面是间日疟原虫病*和疟原虫病*可能在除最冷的冬季以外的所有月份存活。
另一方面疟疾感染可以在任何一个月份复发。随着时间推移，古罗马人对疟疾逐渐产生一定的免疫，致死率随之降低。
到19世纪中期，每到4、5月份，亚历山大港附近的居民就开始出现间歇性的发烧。尽管许多居民患有疟疾，但大部分死于痢疾和肺结核。
显然，尽管发烧降低人们抵御其他疾病的能力，但不再是临床死亡主导因素：年，亚历山大港死亡病例中，大约4.1%可归结于疟疾。
50年后，疟疾几乎已经不再是意大利疟疾死亡对的重要原因。
二、不同社会阶层人群感染的差异
疾病对人的影响因社会地位、财富的不同而不同。一方面，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群住房不同。罗马精英阶层夏天逃离疟疾高发地，住在山上避开了蚊虫较多的地势较低的地区。
信中，小普林尼谴责了雷古鲁斯，因为他要求人们“在一年中最不健康的时候”到他位于罗马台伯河附近的别墅里拜访他。
在另一封信中，他还讲述了他和朋友认识到夏天时应当逃离这里，到更健康的地方居住：我向你保证，我不打算在位于劳伦图姆和拉丁姆的附近的洛朗图姆的别墅里度过夏天。
因为托斯卡纳海岸不健康、瘟疫肆虐。取而代之的是在远离内陆的翁布里亚提弗农的另一座别墅里度过这个夏天，该别墅位于提弗南-泰比林以北约8公里处。
靠近非常健康的阿平宁山脉。但他们的住宅也有缺点，庭院中的灌溉花园可能成为按蚊的繁殖地。而共和后期罗马城人口密度较高，居住高楼的穷人相对安全。
可以避开无法实现远距离、较高程度的飞行按蚊的侵扰。但是，这并非是普遍规律。
其一，如果炎热天气里农民在室外睡觉，以保护他们的庄稼，那么居住高楼的效果甚微。
其二，诺斯提醒：“经验表明所获得的益处并不总如预期的那么大，尤其是当建筑物被邻近山丘遮挡时，房屋阴暗潮湿，疟疾仍然会有相应的影响。”
在古罗马，当*队和舰队停驻在科西拉，出现发烧症状致人死亡的情况时，瓦罗通过建造新的窗户让北风吹进来，缓解瘟疫。他还改变门的位置帮助他的战友和仆人恢复健康。
另一方面，食物也暗示了地位、权力和财富，群体的分离和归属，以及一般的文化差异。更高的购买力使人们能够获得质量和数量上更占优势、营养更丰富的食品。
充足的营养有助于感染疟疾患者的康复。但是，社会中贫穷甚至普通人，面临传染疾病，大多数只能被隔离，等待死亡。
总的来说，在面对按蚊的侵袭时，精英阶层处于优势地位，在相同的自然环境下，更好的食物、个人护理将获得更多的生存机会。
三、移民和本土居民感染的差异性
相比于移民来说，本地人对恶性疟原虫和其他类型疟原虫享有层防御。
第一，由于疟疾是意大利大部分地区的一种地方性疾病，许多罗马人在儿童时期就感染了疟疾，并不断地再接触，因此对一种或多种疟疾*株产生了抗药性。
韦瑟瑞发现感染间日疟原虫病*痊愈后会对恶性疟原虫产生抗体，因而居民对本地*株有一定免疫。
第二，长期暴露在疟疾易感的环境当中，意大利本地人携带了遗传变异基因。
例如普遍性的地中海贫血和G6PD缺乏症，以及不太常见的达菲阴性抗原和S-血红蛋白特性，这是本地人预防疟疾感染的天然优势。
第三，千百年来，意大利人根据疟疾的感染特征形成了某些习惯，如在黎明和*昏时避开户外，睡在高平上或在房子的上层，以减少被按蚊叮咬的机会。
公共浴室和其他卫生设施不当使用、新移民传入新类型的疾病，都使情况更加糟糕。对于没有获得免疫的境外移民来说，感染恶性疟疾病*是致命的。
由于疟原虫种类多样，即使移民在其原籍地获得某种抗疟疾免疫力，依旧有被感染的可能性。当营养不良或者有其他疾病，再度感染疟疾时，患者死亡的可能性急剧上升。
罗马帝国的首都是一个超级大城市，不断有大量移民涌入。在出发去罗马的旅途中，饥荒或脱水降低了移民的免疫力。
例如，公元79年，因维苏威火山喷发而流离失所的人可能已经北上罗马，其中许多人由于火山灰和熔岩对环境的影响患有氟中*等疾病。另外，恶劣的卫生条件助长了疟疾的影响力。
一方面，考古学家安认为：“尽管罗马城、庞贝、赫库兰尼姆遗址的部分区域的确有下水道，但多数未联通，所以污秽之物、粪便和脏水只能随着自然降水流下。”
污水暴露在地表为可能的疾病传播创造了条件。这与人们普遍认为的清洁城市“罗马”相左。
另一方面，罗马城庞大的人口数量，尤其是帝国后期移民的大量涌入导致其环境可能比多数历史学家想象的更加糟糕。
大量的自由人口长期生活在狭小的环境中，许多奴隶住在临时住所里，增加了病*的入侵人体机会。
结语
综上可知，疟疾作为一种季节性流行疾病，在其传播的过程中不仅对环境有要求，也对不同的阶层、地域的人们都造成严重的消极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古罗马人对疟疾有了一定的免疫力，死亡率也逐渐地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