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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网记者李*葳
“保护好文化遗产，不是把它放在库房里，闲置在人们生活之外，而是应该把它们健康地、有尊严地融入人们现实生活中，感受到丰富文化遗产的魅力，成为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并通过文化、教育、传播，努力不懈地为文化遗产保护建立良性循环的传承。”这是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单霁翔，从事多年文化遗产保护的感触和想法。
记者前几天见到单霁翔，是在光中文教馆的一个午后。这里位于北京东五环外的郊区，远离城区的车马喧嚣，宁静中带有些许禅意。或许是基于多年从业经历对行业的深刻认知，也或者是被外界称为“段子手”的自然流露，在两个小时的讲座交流中，单霁翔言语里带有浓浓的冷幽默，发人深思同时也夹杂着几分综艺感。
期间，单霁翔讲述了张图片背后的故事和一些代表性的世界遗产整治前后的对比照片，阐释了保护世界遗产的意义及重要性，以及中国自年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以来，为申遗而投入保护文化遗产时所经历的转折、挑战和突破。
从90年代申遗热，到更注重平衡文化多样性
“文化和自然遗产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独有的，而是人类共同的遗产。”单霁翔提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签定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凝聚着全球力量积极进行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拯救。他以世界遗产——埃及阿布辛贝神殿为例说，神殿原本因建水库而遭淹没，但在30多个国家通力合作下，将一块块的结构和石料编号，整体迁移至高出河床水位60余米的后山上重建，成为世界文物建筑保护方式的典范之一。
年，中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两年后，有了第一批世界遗产：长城、周口店、秦始皇陵及兵马俑、故宫、敦煌莫高窟、泰山。虽然仅有6项世遗进入保护之列，但对文物保护界带来了各种层面的冲击和启发。
单霁翔分别以长城和泰山为例印证。他说，过去保护长城的做法是，每过若干年后公布一些保护的新点段，但世界遗产委员会主张长城作为一个世界遗产，必须完整保护跨越15个省市自治区的长城，保护工作量立即面临极大的冲击；泰山文化以保护古建筑、摩崖石刻及背后山体申遗，成为保护文化和自然景观的双遗产。
经此启发，年，平遥和丽江古城成功进入世界遗产之后，引发一股申遗热。一时之间，70项文化遗产、上百项自然遗产等待申报。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大会在苏州召开，大会明确规定无论大小国，一年只能申报一项文化遗产。”面对每年申请世遗数目大幅缩减，单霁翔认为，中国是五千年文明古国，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这样虽然看起来有些不公平，但为平衡文化多样性，我们还是投了赞成票。
从年起，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遗址，澳门历史城区，殷墟，开平碉楼与村落，福建土楼，元上都遗址，哈尼梯田，大运河，到当下的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陆续成功申遗。单霁翔自豪地说，如今全世界只有中国每年成功申报一件世界遗产，成为全球拥有世界遗产最多的国家。
申遗案中，良渚古城“最动人”大运河“最复杂”
“每一次申遗，几乎都伴随着一场大规模的环境整治。”单霁翔历历在目。他回忆道，五台山是先花了一年时间，拆除台怀镇几十处的小饭馆、小酒馆，将所有的商业设施退后十里地，建了服务中心后才得以成功申遗；河南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在申报过程中拆迁了少林寺周边一些杂乱无章的武术学校；杭州市*府顶住高地价、高房价的压力，没让任何一个开发项目进入西湖区域，致力保护“三面云山一面城”的文化景观，坚定不移走向钱塘江时代，赢得世界遗产委员会高度评价，全票通过西湖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每个申遗项目，背后都有一些曲曲折折，其中以良渚古城遗址的故事最为动人。单霁翔回溯：十几年前，良渚古城遗址上有废品回收站、乡镇企业、耸立的水塔、印刷厂等。年，考古学家发现了三套城墙遗址，推测如果当年一万人施工的话，约需十几年建成，由此可证良渚当时已经是一个国家的概念，无论组织能力、生产力、文化传播能力均相当强大。
年，良渚遗址周边发现了13条水利工程的遗址，世界遗产大会审议这个项目时，评价它“改写了世界水利史”。后来，在考古学家们支持下，成为第一批考古遗址公园。历经十多年保护实践，良渚古城遗址恢复了山形、水系、地貌、文化、景观，年终于申遗成功。
“大运河申遗案最为错综复杂。”单霁翔担心南水北调的中线工程和东线工程对大运河影响甚巨，主动邀请多位*协委员联署提案。在重新认识和梳理大运河历史时，他们发现元代的京杭大运河，前身是隋唐大运河，这条运河重点城市除了扬州还有洛阳。过往丝绸之路都说是西安到罗马，其实，无论是汉代、唐代，西安和洛阳这两座城市，从来没有分开过。受此启发，将大运河申报的起点拉到洛阳，和隋唐大运河连在一起，再把浙东运河的绍兴、宁波段也列入其中。
“申遗过程中，最艰苦的是大运河案，因为它涉及八个省、直辖市、35个地市，包括北京、天津、河南、山东、江苏、浙江等。经过反复交流、踏勘，才确定要保护大运河沿线的自然、历史、建筑、工程、运输、河道、街区、园林、宗教、商业、民居、民俗、生活、生产、艺术、城镇等16种景观。”为此，他们还制订申遗路线图、一个时间结点，并召开一系列会议，邀集水利、交通、农业、发改、财*等各单位给予支持。直到年，大运河申遗案才获得成功。
故宫箱柜文物清理
申遗不是最终目标，而是更艰巨保护行动的开始
故宫是中国第一批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单霁翔担任北京故宫院长七年多，用了五年时间走完间房子。用单霁翔的话说，故宫是世界最大的“四合院”，而他自己，曾是最大四合院的看门人。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不是最终的目标，而是更艰巨的保护行动的开始。”他带领故宫全体员工，花了整整三年时间，将几千间房子清理得干干净净，分别归档陈列被遗忘的古文物；地毯式的清除室外杂物、管线、杂草、彩刚房等建筑，以及彻底整理脏乱的西河沿、南大库和内务府三区域。两大清理行动，为故宫今日开放区域达到百分之八十打下扎实基础。
大刀阔斧清理故宫腾退的空间和系统整理古文物后，单霁翔着手规划家具、织绣等各类的主题展览，重新开放中国最古老的戏楼“畅音阁”，医院，通过数字化展示和解读故宫传统文化及文物，和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等媒体合作推出《国家宝藏》《上新了故宫》等节目，引领人们亲近故宫、走进故宫。
单霁翔信心满满地说：“我兑现了故宫原院长张忠培‘平安的故宫、学术的故宫、完整的故宫、强大的故宫’的理念，以及他临终前喊着‘拼死了干，为故宫，值得啊！我们将一个壮美的故宫完整交给下一个六百年’的嘱托。”
从“保存文物”走向“保护文化遗产尊严”
“我认为，文物保护和文化遗产保护概念不是一样的。”单霁翔认为，过去文物保护多是文化要素，现在不仅要保护文化遗产，还要保护自然要素；过去文物保护是静态的，比如，古遗址、古墓葬、石窟寺等，现在这些逐渐成为被研究、被观赏的对象，还要保护那些活态场景，包括历史街区、传统村落、民族村寨等；过去保护的多是一个点、面上的保护，比如，从一座塔、桥或者一座古建筑群，后来扩大到历史街区、历史村镇、历史名城。
单霁翔认为，过去文物保护多是物质要素，今天还要保护非物质要素。物质要素与非物质要素不可分割、互为表里。从文物到文化遗产，我们走过了一条重视物质到重视文化，再到重视精神的保护之路。
在单霁翔看来，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有两个观念的变化：一是世代传承性，二是公众参与性。“世代传承性告诉我们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我们一直在争论，保护重要还是利用重要，今天我们知道保护不是目的，利用也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传承，把祖先创造的灿烂文化，经过我们的手传承给子孙后代，子孙后代同样有权利来保护他们、享用他们，这才是真正的目的；公众参与性则是文化遗产已进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保护它不再是*府的专利，也不是文物工作者的专利，它是民众都应该参与其中的一项公众事业，相关部门应该把更多文物保护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受益权交给民众，共同保护文物。”
也就是说，当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成为社会发展的共同记忆，才能惠及更多的民众，让大家在文化传播中受到教育。这样，文化遗产保护才是真正的良性循环。“我们应该为文化遗产保护的良性循环而不懈努力。”单霁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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