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
《学习与探索》年2期
转载
邓晓芒和赵林主编《西方哲学史》一书的绪论
一
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古老的中国文化是与西方文化距离最远的文化。说距离最远，不仅是就地理位置而言，而且是就两种文化之间的陌生感而言。根据史家的看法，人类的古老文明有埃及、苏美尔·巴比伦、印度、中国、希腊五大发源地，而在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即公元前年至公元年，则主要是印度、中国和西方（希腊罗马和犹太）文化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然而，在所有这些文化和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文化居于一个特殊的地位。自从五千年前华夏先民跨进文明的门槛以来，中国文化与其他各大文化就几乎一直处于互相隔绝的状态。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曾通过征服希腊、埃及、巴比伦和印度而建立了一个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庞大帝国，他的征服止步于喜马拉雅山西麓。年后，罗马人又一次统一了地中海沿岸的广阔地域，使这里成为了当时世界各大文明的交流中心，中国同样置身事外。中国大约自汉代起就隐约知道罗马帝国的存在，当时称作“大秦”。唐代时曾有一些东罗马帝国的基督教传教士来华，在西安建立了一块“大秦景教流行碑”，至今犹存。但除此之外，中国对西方就所知了了。在中国人心目中，“西方”一词的含义是指印度，与佛教的传入有关。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通常被视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一次成功的示范。但对于西方人来说，印度文化和佛教都还只能算是东方文化。西方人在很长时期内对中国的知识恐怕不会比中国对西方的知识更多。四大发明传入西方，也可能是个偶然事件。13世纪马可波罗的中国游记一直被当作天方夜谭，以至于两百年后哥伦布航行的目标也不是中国，而是要发现向西边通往印度的航路。真正的接触开始于十六七世纪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等人来华传教，才与中国上层知识分子有了一定的思想交流，但范围极其狭窄，了解也极其粗浅。传教士在中国的地位几起几伏，直到19世纪西方列强打开中国的国门，中国人才算对西方文明有了第一次痛彻骨髓的感受。
纵观数千年的世界文明发展史，可以看出，以西方文明（其核心是希腊罗马文明，包括埃及、犹太、巴比伦、印度）为一方，以中华文明为另一方，我们这个地球被划分成两个最大的文明轴心区，它们各自有自己的影响范围和势力边界。而这两个文明轴心之间的一个最明显的区别，就是西方文明轴心的历史中充满着多个古老的发达文明之间的外部冲突和交互影响，这些文明在向文明轴心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之后，通常就或是消亡、或是退出了历史舞台；相反，中华文明轴心则是由唯一的古老文明与周边各个落后的游牧民族之间发生冲突并将它们同化，即使是由于内部分裂而造成的内讧也没有导致对这个文明本身的超出，而是五千年来一脉相承，始终占据着历史舞台的中心。中华文明较多接触过的“西方”发达文明是印度，但仅限于宗教（佛教）领域，不是全方位的，而且马上就通过“中国化的佛教”而将其中的外来成分减少到最低限度。此外，这种影响也不是互动的，而是单向的、一次性的，印度影响了我们，我们却几乎没有影响印度，这就不足以形成如西方文明那样的多元轴心。可见，当我们以中华文明是世界各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而自豪时，我们同时也应当意识到自己由此所带来的局限，即我们几千年来一直主要是靠吸收落后民族的新鲜血液来维持自己的发展和更新，而西方文明则是通过吸收几个不同的先进文明的营养、同时也吸收落后民族的新鲜血液，来实现对这些文明的超越的。
这一格局随着西方列强的炮声而终结了，中华文明首次全方位地遭遇到并不逊色于自己、而且在某些方面还更胜一筹的先进文明。然而，从大的历史范围来看，这未尝不是中华民族千载难逢的一次起死回生的机遇。我们第一次有机会面对一种完全陌生的对等文明，从这个文明身上，我们可以学习我们从任何其他民族身上所不能学到的新东西。但遗憾的是，这多年来我们民族内忧外患所带来的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生存苦难，使我们不能以平和的心态来看待和评价西方文化，来吸取这种文化身上能够使我们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壮的各种营养。我们实在是被欺侮怕了，被歧视怕了，我们希望借用西方的东西来自强，而自强以后，我们又幻想能够筑起一道新的长城，将一种异质的文明阻挡在国门之外。由于国际国内的种种机缘际会，我们居然在30年中做到了这一点。只是从改革开放以来，当中国人终于摆脱了自造的心理牢笼而以正常人的眼光看世界，并一步步将国门打开的时候，我们才突然发现外面的世界是那么的精彩。我们以往确实活得太累了，仅仅为了一个活着，我们就必须牺牲太多有价值的东西。我们曾以为这种牺牲任何时候都是值得的，现在却发现完全可以有另一种更好的活法。而这种活法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人示范给我们的。人们都说，21世纪是全球化的世纪。而所谓全球化，则体现了以西方文化为强势文化或主导文化的趋势。不论人们对待这种趋势抱有怎样的态度，人们都不得不承认它的不可抗拒性和必然性。因此，从道德上先入为主地对它加以谴责是无济于事的，为未来计，我们必须对西方文化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入的理解和研究，要把握这种文化的来龙去脉和内在精神，了解它在今天对世界各地的人们发生作用的方式，以更加切实和明智的态度与外部世界打交道。在所有这些工作中，一个最具有基础性质的工作就是对西方哲学的学习和了解。
二
西方哲学东渐已有余年的历史了。在这多年中，我们对西方哲学思想的了解和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翻译了大量的西方哲学文献，也展开了成系列的介绍和评论，在某些时候（如“五四”时代和最近改革开放时期）甚至成为“显学”。然而总的来说，不论是与我国思想文化建设的需要还是与善于学习的日本民族相比，这些研究都还太薄弱、太落后，更重要的是，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我们民族传统思维方式的局限和拖累，总是被纳入到一个狭窄的政治实用主义框框里，丧失了在西方原本具有的纯粹学术的品格。
中西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迥然各异的文化精神。概括而言，传统中国文化注重现世性的道德修养和建功立业，强调学以致用；传统西方文化注重超越性的精神思辨和批判意识，强调学以致知。西方每一种具有独特精神原则的哲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固然不可能完全脱离其所处时代的经济状况和政治环境，但是由于西方哲学本身所固有的为学术而学术或者“学以致知”的特点，使其往往具有一种超越现实生活而遨游于永无定论的形而上学问题的倾向，这种超越的倾向在整个西方哲学史的发展过程中都表现得格外明显。这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