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狭义而言，都城可理解为“统治中心”，指以历代古埃及君主为核心的王室所在地及相伴随之行政中心驻地，即古埃及所谓的“都城”之义。
在古埃及，都城实际上并非等同于现代政治学所描述的“首都”，纵观古埃及的历史长河可知，在其历史上，曾有宗教中心与行政中心合一或分离的两种互不相同的史实。
人类历史无论就横纵方向而言都可以轻松观察到，都城变迁绝对不是某处特有产物，但古埃及都城变迁所映射出的有关历史，不仅有利于探索其基本发展规律及其历史特色，而且对观察古埃及文明兴衰变化有着极大的益处。
古埃及都城频繁的迁徙，探寻并分析了其相关史实之后不难发现：古埃及都城选址的变化不仅仅依据军事地理等因素，这从侧面反映了古埃及政治中心逐渐北移的趋势，这同时也是古埃及其自主去适应历史条件变化的一个结果。
时代痕迹——古埃及都城变迁的部分过程
古埃及自约公元前年美尼斯初步完成国家统一，至公元前30年罗马灭亡托勒密王朝，古埃及王朝余年的统治中涉及了都城的多次更迭变化。
起始，从孟斐斯到赫拉克来俄波利斯。孟斐斯，作为古埃及的第一个都城，是古埃及第一到第八王朝的王室所在地及行政中心驻地。尽管马涅托把埃及早王朝时期称之提斯王朝，可提斯只不过为这一段时期的古埃及君王出身世系，真正都城即孟斐斯。
约公元前年美尼斯初步完成国家统一便建立该城并定都于此，尽管学界至今仍对美尼斯的确切历史身份存在各种争议，但是对他与孟斐斯的关系及对该城早期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该城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而成为古埃及最早的政治中心，奉卜塔为保护神，并使之成为埃及得名之溯源。其地位于上下埃及之界点上，承接南北。东临尼罗河三角洲，拥有丰沛的水源供应，既便于农作物耕种与生产，又是定居生活的重要保障。
约公元前年，年迈的古埃及君主佩皮二世死后，因继承诸子统治时期很短，因此未能很好应对古埃及第六王朝末期所出现的政治、经济危机，致使古埃及古王国统一局面逐渐崩溃并结束了君主专制。
古埃及陷入分裂混乱之局。在此期间位于中部埃及的赫拉克来俄波利斯逐渐强大起来并控制了北部三角洲与中埃及等地区并建立了古埃及第九和第十王朝。
赫拉克来俄波利斯近临法雍湖，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扩大耕种。因而使赫拉克来俄波利斯成为新的政治中心而称雄一时。
之后从赫拉克来俄波利斯到底比斯再到伊赛塔维。古埃及第一中间期后期，位于古埃及南部的底比斯依靠地跨尼罗河两岸和临近努比亚与红海的陆水交通贸易优势而得到发展，促使其在孟图霍特普一世时开始公开反对北方而于此建立古埃及第十一王朝。
该王朝从因提夫一世时起开始与北方赫拉克来俄波利斯王朝相斗争并对各地采取纵横捭阖之策，此外，从因提夫一世起还将从上埃及赫尔摩波里斯引进的阿蒙神赋予其国家神的崇拜地位，使之由地方开始集权化而使底比斯不断强大起来。
回过头来看，赫拉克来俄波利斯王朝却在底比斯咄咄逼人的攻势下渐显颓势，先是在阿赫托伊三世时期因无法战胜底比斯而采取守势，后又在美利卡拉由于不断败于底比斯而丧失领土，终使后者在孟图霍特普二世统治时期将其取代而再次统一古埃及，古埃及由此进入中王国时代。
古埃及第十一王朝尽管完成了再次统一古埃及的历史任务，但无力解决古埃及古王国末期以来的中央与地方矛盾问题。
约公元前年末任君主孟图霍特普四世死后，该王朝遂在内战中解体。曾任该王朝宰相的阿蒙内姆哈特一世联合数省长官使古埃及恢复统一并建立古埃及第十二王朝。为稳定政治统治和加强中央集权，阿蒙内姆哈特一世将都城由底比斯迁至老家伊赛塔维。
再从伊赛塔维到底比斯、索伊斯、阿瓦里斯。伊赛塔维作为都城贯穿古埃及第十二王朝始终。伊赛塔维位于今埃及开罗以南法尤姆绿洲附近。即孟斐斯以南。
阿蒙内姆哈特一世选址该地作为都城一方面有利于古埃及抵抗来自亚洲的侵扰，该地连接上下埃及，埃及语意为两块土地的主人，因便于古埃及朝廷控制下埃及而加强了中央集权，从而暂时缓解了古埃及古王国末期以来的中央与地方矛盾问题。
伴随王权的再次强大，古埃及国力逐渐加强而对外进行扩张。塞索斯特里斯一世承袭阿蒙内姆哈特一世之位后先后远征努比亚、利比亚以及西亚地区，建立要塞、开采矿石和通过贸易加强古埃及对外联系。
另一方面，塞索斯特里斯一世还继承了古埃及第十一王朝以来崇拜阿蒙神之传统并通过建造神庙使之活跃而神化王权，强化自己的统治。
影响都城变迁的因素
古埃及都城变迁绝非古埃及历史之孤立或偶然的结果，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表现。
其一是取决于都城的地理区位之优势与重要性，如底比斯、阿瓦里斯或培尔拉美苏、塔尼斯、布巴斯提斯、赛斯、亚历山大城等城市均凭借便利的交通环境而成为古埃及一朝或数朝都城。
如孟斐斯、赫拉克来俄波利斯等城市，其都依赖发达的农业并因此受到古埃及不同时代统治者的青睐而成为都城。又如伊赛塔维、培尔拉美苏等城市被选为都城则是为了巩固国防，加强对各地或边境管理的体现。
其二是古埃及政治形势变化的产物。如阿马纳便是王权与神权之争而使古埃及法老阿肯那顿为了便于脱离神庙僧侣集团与旧贵族的束缚而寻求开拓王权政治空间的结果。
又如赫拉克来俄波利斯、索伊斯、阿瓦里斯、塔尼斯、布巴斯提斯、莱翁特坡里斯、门德斯、塞本尼托等都是古埃及特定的历史与政治环境下的产物。另外，古埃及都城的移迁也离不开历史人物的浸染。
由古埃及多年内多座都城的更迭变化不难看出，古埃及都城变迁常常离不开某位重要君主的影子。
如美尼斯统一上下埃及，建都孟斐斯、阿蒙内姆哈特一世建立古埃及第十二王朝，定都伊赛塔维、尼发鲁德一世建立古埃及第二十九王朝而定都门德斯等，反映了这些君主企图通过改朝换代、建立新都而彪炳千秋的心态。
古埃及伴随历史变化政治军事与经济文化诸因素之此消彼长的态势，而古埃及都城政治中心由南向北移的完成则体现了古埃及由上埃及到下埃及之区域地理开发的不断加强与深化的过程及伴随时代变化古埃及对外联系的持续深入。
再从古埃及各都城历史时间上评价，孟斐斯、底比斯、伊赛塔维、阿瓦里斯或培尔拉美苏、塔尼斯、布巴斯提斯、赛斯、亚历山大城等城市建都时间较为长久，历史底韵丰厚。
而索伊斯、阿马纳、莱翁特坡里斯等地则存世短暂，如阿马纳本身即建于为开荒的土地之上，使用十来年即遭废毁。这充分证明了该城是古埃及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典型建筑代表。
频繁变迁——古埃及王朝的衰落
古埃及政权发展的特点是太平盛世和分裂乱世的反复交替。多年的历史存在了个31王朝，经粗略计算：政权的稳定发展期内，每个王朝的统治平均可达年左右，而政权的分裂期，每个王朝平均统治的时间只有45年左右。
甚至有不少王朝短命到令人惊讶:第7王朝只存在了70天，却换了70个法老。不论是“稳”还是“乱”，这期限也还是太短，频繁地政权更迭是致使古埃及文明无法延续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
在古埃及政权“一稳一乱”的规律中。我们不难发现，王权的兴衰和国家的兴衰是互为因果的。
就上古时代的都邑而言，综合来说是以宫殿庙宇区作为君主统治国家与日常生活的中心场所的政治概念。即人类发展到文明社会以后才出现的政治中心。
“都邑”一词主要强调它的政治性，而“城市”则主要是突出商品集散地的功能。都邑是以农业为基础的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共性特征，大型聚落的形成，体现该时期聚落迁徙的全民性，说明了强大的政治强制性。
《尚书禮庚上》：
“不常聚邑，于今五邦。”
上古广幅王权国家为维持宽广地域的统治，都邑具有不稳定性。统治中心常常伴随君主的意志发生迁移，反映统治集团复杂的统治意识。为了政治需要，平民弃离故土，紧随统治者据点的搬迁。
尽管民众原有的生活和组织秩序不会由于聚落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亦不会由于人口迁移产生大规模的内部动荡，从而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但是上古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社会经济形式，使平民深受土地的束缚，生活必需品直接受到土地好坏程度的支配，不免在发生大规模人口迁移时出现感情违逆现象，从而促使强权威慑与严密组织成为实现政治性人口迁移的必要条件。
这使得该时期的立都建国之策，尽管都在较小的地域范围内发生迁移，却反映出浩大的政治经营举措。即以强大的政治威势与严密的组织协调作为前提，以若干族群为主体，发生举国皆动的大规模人口迁徙现象。
王权的兴衰导致都城的变迁，对国家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治中心的频繁变化，不停冲击着古埃及文明的底蕴。
结语
古埃及都城变迁有着多重的意义。
第一，都城的迁徙可令古埃及契合具体历史环境下不同的政治需要，以有利于各朝代稳定统治或长治久安，从而有利于各王朝各种生产消费或经济贸易活动及大小不一的征战要求。
其次，通过古埃及都城变迁还产生了各类人等的聚会或分离，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各时期各民族之间各文化交流、传承与发展，进一步提高人类利用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水平与能力。
另外，古埃及都城变迁同时促进了相关的建筑、工程技术不断提高与进步，为现当代世人留下难以估量的物质财富与精神遗产。
参考文献
《古代埃及史》
《埃及史：从原初时代至当下》
《埃及学研究———辉煌的古埃及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