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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果为何把攻打圣母院,写成了狂欢节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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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主持人。

很高兴听到主持人说她中学时就读过《巴黎圣母院》,但也很遗憾只是“匆匆浏览”,所以我今天假定大家都读过或是“匆匆浏览”过这本书。其实,很多人尽管没有仔细读过,也知道这个故事的情节,说不定还看过电影或其他改编版,知道雨果这个人是个大作家、浪漫派、法国诗人,写过《悲惨世界》,也许还看过音乐剧。所以,基本知识是有的,了解也是有的,但是怎样读一个经典文本,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尝试。

《巴黎圣母院》年第一版出版,到今天多少年了?多年,多年的东西算是很老的东西了。我们今天解读的是一个清代的、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进入近代之前的一个文本。可在欧洲文学史的脉络上,这不是一个很老的文本,而是一个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文本,一个十九世纪的文本,一个浪漫派的文本,所以在“新”与“旧”的问题上,我们每个人都要清楚。昨天,甘阳老师讲中西之间的关系,大家印象可能还很深,所以大家在阅读这样一个文本的时候,要注意有好几种时间表、好几种时间性:一种是中国的时间,一种是世界的时间,一种是文学的时间,一种是思想的时间。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文学、媒介、媒质、艺术类型、历史中是不一样的,有的时间走得快,比如科学的时间,有的时间走得慢,比如艺术的时间、情感的时间,所以任何一个这样的文本带给我们的冲击首先是它时空上的多重性。在时空多重性的意义上,这个文本就像巴黎圣母院的大教堂一样一层一层地打开,这个小说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此。凡是说到这个小说,都会想到有美丽的吉卜赛女郎,你看英文版的封面就是美丽的吉卜赛女郎,爱斯梅拉达,带着她的小山羊。她用今天的话来说,显得有点刺耳,是个花痴。从她第一眼看到年轻英俊的军官弗比斯,便对他单相思。她一直相信这个人会去救她,结果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死在了他的手里。因而,我们有美丽的吉卜赛女郎,有外表英俊而内心空洞的年轻军官,还有阴沉的教士克洛德·弗洛。弗洛是一个矛盾体,一方面很阴沉、很虚伪,一方面又很矛盾。但是我们的男主人公既不是教士,也不是军官,而是文学史上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几个人物之一,长相丑陋吓人的卡西莫多。我们对这个故事做一个简单的情节分析,可以说是三角恋或是四角恋,当然人物还有游吟诗人、流浪汉,但其实真正的主人公只有一个,就是巴黎圣母院本身。它才是这个小说的主角,才是这个小说的主人公。

巴黎圣母院外景,图片来源于网络

如果我们从文本最核心的意象、人物、character和巴黎圣母院的关系来看,当然就要数卡西莫多,因为卡西莫多就住在里面。这里面有一个很感人的段落,就是这个人太丑了,所有人见了他都害怕,所以他也不怎么和其他人交流。他是个聋子,又不能说话,只能看,只能有视觉,所以小说里多处都存在着一种irony(反讽):卡西莫多是一个撞钟人,而巴黎圣母院不仅是一个建筑,它还通过钟声向四面传播,所以在象征空间上是巴黎这个城市多重意义上的一个核心。但是这个撞钟人自己是听不见的,他是住在这个巴黎圣母院里,他被教士弗洛收养,所以对教士感激不尽,有着一种儿子对父亲般的忠诚、感激、崇敬,直到最后卡西莫多把他从城墙上推下去。所以在这个瞬间,卡西莫多同时失去了自己最爱的两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他只爱这两个人。他和这个世界在人的关系上,也只是与这两个人的关系:一个是父亲一般的教士弗洛,而另一个则是他的最爱,作为美之象征的爱斯梅拉达。可在这一瞬间,两人几乎同时死去,一个是他眼睁睁地看着被绞死,一个是他亲手从巴黎圣母院上推下去。回到卡西莫多和巴黎圣母院的关系上,只有在巴黎圣母院里面他才会觉得安全,他和巴黎圣母院的关系很像婴儿和母体的关系。外面的世界是他不能理解的,当然也不能理解他。外面人所看到的他只是一种单纯意义上的丑陋,他因为生理上的丑陋,断绝了外界一切的联系。只有在大教堂的封闭空间里,他才找到了家。在一个与世俗毫无关系的封闭空间里,他才能找到真正属于自己情感的空间。

《巴黎圣母院》海报图自网络

小说里有一个段落写得特别好,是说卡西莫多在教堂里面看着雕像,看着那些神与魔鬼的雕像,感觉特别亲切。为什么呢?我们知道黑格尔在《美学》里讲,古希腊的雕塑有一种庄严和肃穆,它们触向未来的眼光对当下的人有一种无限的宽容。比如我们今天看佛像也有这种感觉,它看着芸芸众生,生、死、疲、劳,就像莫言写的那样,对当下有一种宽容。所以,对神也好,魔也好,不去评判,不苛刻。所以在这个非人的世界,不是道德评价意义上的人的世界,而是一个神的世界,或者妖魔鬼怪的世界。只有在教堂这种物质的空间、艺术的空间里,卡西莫多才觉得自己是一个完整的人,并在这里感觉到愉快和温暖。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卡西莫多长相丑陋,智力不发达,肯定不可能是成功人士。他处于和这个世界若即若离的边缘的位置。可偏偏是这样一个人,和大教堂的亲密关系带来了浪漫派以来近代文学所特有的个人的内在与外在的关系。大教堂是一个内部的空间,卡西莫多个人内在的孤独感和他与神的关系,加强了他自身的内在性。他的内在世界是和教堂以外的外在世界对立的。在这个对立中,读者会自然地站在卡西莫多一边,自然地会认为我们和卡西莫多是一样的,而和这个世界是疏离的。哪个远,哪个近,哪个亲,哪个疏,哪一种是内心的自由和尊严,哪一种是单纯的物质性的冷漠,对比是很明确的。所以,我想强调卡西莫多虽然是一个丑八怪,但他却是浪漫派文学的一个经典形象。他不但有所谓的内在性,有道德自由,有道德自律性(moralautonomy)。他虽然是今天意义上的一个没有生活能力的人,但有着一种道德和情感上的自律性,有一种自由,在这样的意义上便有一种内在性。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浪漫派文学与它所处历史时代的关系,便在卡西莫多身上从多重意义上被确立起来了。

今天我的演讲主要围绕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卡西莫多;第二是巴黎圣母院,这两者是严格意义上的主角;第三要讲一个小说形式的问题,即时间和叙事性的问题。这本小说写的是十五世纪,出版是年,现在是年,而这里面所有的法国史,艺术的历程,是如何通过故事、形象、情节,甚至雨果自己跳出来告诉读者的。比如巴黎鸟瞰这一节就非常有名,这是雨果直接和读者说话,这是很犯忌的。今天哪有小说家写着写着,自己跳出来了,对读者说,你们都停一停,我们不讲故事了,我们谈谈对重庆是什么看法,对中国是什么看法,对艺术品是什么看法,这在小说创作上是一个比较反常的现象,但是这里面有大段大段的描述,譬如对圣母院的描述,对巴黎的描述,有对宗教史的描述,对建筑史的描述,对建筑和印刷文化之间的关系的大段议论,都是通过一种多重的、混杂的文体来推动时间的发展,形成具有高度丰富多样性的时间的整体。就像渔网一样,撒在海里,把鱼啊,虾啊,海藻啊,全都一网打尽,并收束在一个形式的整体里。我要和大家讲一讲这里面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

前面我已经说了一些卡西莫多的问题,大家进入这个文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美和丑的问题。一般人进入文本都会发现年轻英俊的军官表面英俊,但其实是个草包,是个内心空洞的空心人,而实际丑陋的卡西莫多却是一个至真至善的人,这种道德上的美与丑的对立是一个很好的入口,但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刚才讲到了卡西莫多是一个浪漫派的经典形象,是一个有内在性的人。在此之前有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就是这样一个形象在艺术史上、文学史上出现,其最基本意义上的含义是什么?大家知道雨果是一个浪漫派作家,在浪漫派之前的古典主义,比如安格尔的作品,讲究人体的匀称性,这和室外的光线是没有关系的,光线都是人工的,是在一种人工空间里的一种理想的人物形象。室内装置也好,人物比例也好,都很协调,很完美。这个“美”是美的一种特殊定义,大家进入大学,开始学习文学和艺术,这个美就不再是日常意义上的好看不好看,漂亮不漂亮,比例是否协调,而是说美是一种哲学概念。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作品中含义在不断地变化。在这个意义上,丑的进入是对美的激烈的重新定义。卡西莫多的形象对于古典主义美学是一个例外,是被美的概念排斥的,但把丑带入到美的概念的核心。通过丑的形象来理解美,美的概念内容也就有新的丰富性。我们前面讲那种自由,那种善良,那种对人的问题的挣扎也好,矛盾也好,痛苦也好,在巴黎圣母院和卡西莫多这个特殊的形态下面带来了什么呢?其实也就是带来了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的过渡,或者转变。浪漫派的美的概念是把在内涵这种所谓的丑,而现代主义的《恶之花》则走到另一个更极端的丰富性。所以我们看卡西莫多这个形象,首先要看到他在艺术史的意义上、审美的历史的意义上,带来了浪漫主义时代的到来。

美的概念被打开了,它的内部有了一种丰富性。那么,我们下面要问的是,既然这种新的美建立在外表的、直观的丑的基础上,那么丑在故事虚构空间的现实中给卡西莫多带来哪些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呢?我们前面讲过,一般的女孩子不可能爱他,一般的人不可能接受他,一般人把他定义在丑,这样的特殊位置使得他的存在,在世俗意义上、现实意义上被定位为一个钟楼的敲钟人,不仅是一个废物,而且还是一个怪物,是一个不能被主流社会接受的东西。但是另一个方面,恰恰是这样的边缘的、残废的、残障的、丑恶的、无法跟人交流的这样一种存在,带来了一种新的可能性。这新的可能性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内在性。关于内在性,我们刚刚讲的是美和丑的问题。还有一个进入的角度也很自然,即爱与恨的问题。卡西莫多虽然说不出来,也听不见,没办法跟人表达,不能进入这个正常的人类社会和亲情关系当中,但是他有爱有恨。他的爱和恨都非常的明确。他爱教士弗洛,爱这个吉普赛女郎,最后恨这个教士,并把他推下了圣母院。

他的爱与恨的关系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他的情感的激烈程度和明确性带来非常直观的启示,即在这样的行动当中,我们重新理解了一种叫作“道德行动”(moralaction)或者“道德自律”(moralautonomy)的概念,即一个人是在他的情感和行动的构成当中来明确自己内心的自由和内心作为人的尊严。当他敢于做这样的选择的时候,这个人才作为“人”出现了。由这样的选择所确立的价值和自由,与外在的形象形成了一种新的紧张关系,一种新的张力。这样的一个包含了内在和外表之关系的整体,是我们谈论美的问题,或者形式问题的一个新的基准线,而不是简单只是说我们来读文学、看艺术作品就是我们期待的“好看”这样一种美。所以,一旦进入文学,一旦进入美术,一旦进入美学这样的问题,美的问题反而是一个不能想当然的、直接的去谈论的问题,他只能以分析的方式从内部把它打开、把它化解成一系列其他问题来研究。

卡西莫多与艾斯美拉达图自网络

这种问题的特殊的、多种多样的组合方式给我们带来了关于美的问题的不同解答、不同的讨论可能性。所以从卡西莫多这个形象开始,他在对爱与恨,忠于谁——他是忠于传教士呢?还是忠于他所心爱的人?——的问题时,最后做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选择:把一个人置于死地,而另一个人虽然他救不了,但他却愿意跟随她去死。所以这样一个选择就是在浪漫派时代,或者启蒙之后的时代个人内心对外在权威的拒斥,这是启蒙时代最简单的定位——不要让外在的权威指引你内心的行动,和对自己作为人之自律性与对尊严的理解。卡西莫多实际上正是做到了这一点,以他的行动证明自己不但是人,而且还高于其他的人。卡西莫多因为他的丑陋,他的残障,被作为一个小孩、一个怪胎。社会在最仁慈的意义上把他作为一个小怪胎,一直把他藏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这是他和社会的关系。但是这样的一个人,最后却从一个像是低于人的的范畴中挣脱出来,通过艺术的情节,通过艺术的叙事意义上的行动,确立了自己内心的明确性。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典型的浪漫派文学的形象。所以《巴黎圣母院》一直到今天仍然是浪漫派文学的几部最伟大的经典之一,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卡西莫多这样的一个人,最后达到自由、尊严和内心的确定性。

卡西莫多在小说里流过两次眼泪。第一次是在刑场,吉普赛女郎喂她喝水,他感动于人有这样的善,这是一种基本的感动。第二次不是感动的眼泪静静地从眼里流出,而是号啕大哭,眼泪像是汪洋大海一样。这是因为他看到两人都死了,一个是看到爱斯梅拉达被绞死,一个是他忽然决定把教士推下圣母院去,就是父亲和爱的对象同时都没有了。这是他的两次非常戏剧性的升华,一次我们看到他的内心世界,第二次看到他的道德或者精神——moral这个词有时并不能翻译成道德,而是他的精神世界的完成。流泪是内与外的打通,里面的东西形诸于外,变成眼泪让我们看到。文学把被丑这个概念所封闭的人们没有办法去看到、没有办法去听到、没有办法去感触到的东西,通过这样的行动,通过巴黎圣母院,通过巴黎,通过起义,通过救人,通过爱,通过死这一系列高度戏剧性的行动把内在性提了出来,这是卡西莫多文学形象上的一个基本设置。最后,这样的形象反而使雨果把人的内在性,比如反思能力、自省能力、自由、精神决断力,把这些东西和一种没有思想性的外在性对立起来。卡西莫多反而是浪漫派意义上内心的代表,而那些聪明人,从国王到贵族、到游吟诗人、到军官,那些语言的世界反而是一种外在性。卡西莫多内在情感是一个面,卡西莫多的内心这个情感又被大教堂进一步明确化,这个大教堂规定了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的关系,浪漫派的文学是站在内在性的这一面上,在这个意义上,在我们谈卡西莫多时可以看得非常明确。所以中文的避护所(sanctuary)就是指这个大教堂。大教堂把这个女孩救进来,严格来说,世俗的力量不能进来,贵族不能进来,一般的人更不能进来,而罪犯也好,病人也好,在其中是受到保护的。这是被神的世界保护起来的地方。所以卡西莫多把爱斯梅拉达救出来,一边救她一边大喊“sanctuary!sanctuary!”避护所是套在这个情节里来讲的,在喊出来时它实际上是在说明,这是内在,那是外在,这是内心,是逃向内部的世界。

卡西莫多就先讲到这里,下面我想讲一下巴黎圣母院,这个小说真正的主人公。我们刚刚讲巴黎圣母院是个建筑,怎么理解这个建筑就是小说的主人公呢?它不说话,它就站在那,它是一堆石头,它怎样变成主角了呢?很简单,就是雨果在替它说话。雨果这个浪漫派作家变成了大教堂的影子。具体的写法虽然是一种浪漫派的、激情澎湃的发议论、发牢骚,有的时候有点滥情,有时候有点主观,等等。但是,他的基本文学技巧反而非常现代,或者说非常当代,这就叫allegory(寓言式的)写作。把人的意识套在物的视角、物的情境,把人的世界投射到物的世界,赋予物以人的语言。这样就带来一种新的叙事经验和记忆的可能性。中国有一句谚语叫做“肺腑而能语,医师面如土”。病灶若自己能说话的话,比如肚子会说话,说它这疼那疼,有什么问题,那医生就不要干了,因为医生要么误诊,要么只看了七八分。问题是我们看不到“里面”,问题本身不能说话,我们只能通过各种各样外部的表征去分析、去判断,根据知识、程序,这里面就会产生很多误差和失误。问题难就难在这个东西本身,这个对象本身的语言。语言是意识和主观性的表现,而对象世界本身没有办法将自己直接作为寓言。寓言式的写作方式就成为了最基本的一个文学设置。

今天我最喜欢举的例子是这个世界是非常复杂,比如说,这个世界最有力量的因素是市场,是经济,是物质生产,是流通,是资本,是商品,但是一般人不太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简单地说,如果商品会说话,它会说什么?这是马克思《资本论》里的一个文学设置。资本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我们的生活都被这个东西所左右,但是你说资本在哪?什么是资本?如果要进行分析的话,这是政治学,那是经济学,这是意识形态。你怎么说?你是从剥削关系进入呢,是从异化这个问题进入呢,还是从剩余价值去进入?所有的东西都带来一种叙事上、分析上,或者被一种语言所结构的界定。但是如果商品自己能说话,这不是科学分析上的表述,但是文学可以做到这一点,比方说最简单的一个商品,今天我穿的这个衬衣。如果它能说话,这个纽扣说“我是在香港做的”,布料会说“我的前身是棉花,是在埃及种的”。这个衬衣说它的设计者在米兰,说“某一天我在泰国,或是斯里兰卡的血汗工厂里被拼在一起了,然后又运到新加坡、上海,进了一个精品店,身价从10美元忽然变成了美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这么值钱了。后来有一个人过来把我买走了”,诸如此类。“然后我的同伴给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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