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洋医生 http://www.leirenbang.com/zx/2021/0729/224726.html前言：
南北朝时期的石刻艺术在中国艺术历史上一直是独树一帜的地位，其地位的保持肯定是靠此时期石刻艺术的独特魅力和非凡成就，其中最大的一个魅力莫过于外来文化的影响了。随着东汉以来的佛教东传，我国古代的石刻艺术受到了佛家化影响，故无论是从石像、石窟上来说都意义非凡。
当然，形成这样灿烂独特的石刻艺术绝对不止本土文化和佛教文化的影响，还有波斯、希腊等文化的深刻影响，那么为什么这么多种文化可以融汇成此时期的石刻艺术？
一、南朝石刻——雄厚、生动、造型夸张
1、南朝石刻的前世今生
中国古代石刻艺术发展源远流长，南朝石刻中的陵墓石刻更为典型，艺术价值极高。
秦汉之前的石雕因铁的发现及使用发展并未达到可以造精雕的石刻刀，故石雕大多较小，雕刻较为粗糙。秦汉以后，铁的发展运用越来越广，铁的工艺制作水平显著提高，故越来越多的雕刻工具出现。
东汉中叶，上层社会兴起雕刻大型石雕，以此作为自己陵墓的镇墓兽。魏晋时期，因社会经济破坏严重，且统治阶级强令推行薄葬观念，故大型石雕艺术发展滞缓。到了南朝时期，随着社会经济初步恢复，统治者的需要，大型石雕艺术快速发展且取得非凡的成就。
南朝处于我国古代的大分裂时期，朝代更迭频繁，越来越多的寒门庶子突破士庶界限而越级上层社会，各种思想学说异常活跃。另外，随着东晋君臣的南渡，中原文化也随之南下，故南朝石刻艺术保留着中原文化的影子。
2、南朝石刻造型有多元文化因素注入，不同于以往朝代的死气沉沉
南朝石刻主要集中于帝王墓和贵族墓，等级严格分明，皇陵的镇墓兽一般为辟邪、天禄，王公墓一般为狮子。
南朝时期镇墓兽的体积一般比汉朝镇墓兽的体积要大，应该与统治者想要展现皇权威严，不容侵犯等的皇权理念有关。从技术发展的角度上看，南朝石雕比汉朝石雕的形象更为逼真，生动，而且造型也较为夸张。
一般看南朝石雕大多有种气势磅礴，宏大的感觉（与当时统治阶级喜欢的画家有关系），与南朝盛行的陶俑所呈现的静态美反而格格不入。
从动物形象上来看，南朝多以狮子形象作为镇墓兽的形象标准，还有部分镇墓兽呈现夸张的飞翼猛兽的造型，例如埃及的斯芬克斯、拉马苏，亚述人萨尔贡的舍都，古希腊格里芬，甚至与南印度的阿玛拉瓦蒂的狮身鹫兽等都有广泛的相似性。
而南朝石刻的主要艺术风格是在写实的基础上融入了浪漫主义因素，故石雕的形象生动灵活，显得更加威武雄厚，呈现多元文化风格。其装饰形式较为神秘多变，有多种说法。镇墓神兽的造型大多飞翼卷云，有的纹饰蔓草火焰，不像中原文化元素，与波斯或希腊神兽造型类同。
二、北魏石造像——粗犷与华丽的融合
1、佛的教化，使石造像得到脱胎换骨的发展
在北魏的统治期间，中国北方地区兴起了修建石造像，典型的就是魏文成帝拓跋浚公元年至年的云冈石窟，和孝文帝拓跋宏于太和十八年（公元年）迁都洛阳后的龙门石窟。
那么为什么中国北方会在这个时候兴起造像？因为在北魏的动荡时期，人们不相信所谓高深的义理，而是相信佛祖的神力庇护，《佛说造像量度经》开篇即说：
世尊不住世间，若有善人不胜怀慕，思睹世尊，愿造容像者。
故而，信徒大肆修建佛祖的石造像是为了积累功德，表达对佛祖的敬仰，以求得佛祖的庇护。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北方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虽然石造像艺术受社会和自然环境影响，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自然地理环境对艺术的结构和形式会起决定作用。
例如：莫高窟地处戈壁沙漠，适合雕塑，适合壁画绘彩;天水麦积山地处*土高原，适合用雕塑（用*土）;大同云冈地处侏罗纪砂岩带，适合雕塑;洛阳龙门地处花岗岩带，也适合雕塑。故石造像（有些地区是泥造像）在北魏统治的北方较为流行。
2、士子文人与草原英雄的相遇总是不一样的
典型突出文化交融上的不同的主要是云冈和龙门石窟。云冈石窟开始修于魏文成帝拓跋浚，完成时间则在孝武帝时期。
早期的石造像是比较雄伟、高大的，带点理想主义的神秘色彩，其石刻线条较为简单刚直，总体呈现的风格为粗犷性的浓厚游牧民族风格。中期时，可能工艺水平有所提升并借鉴了中原王朝的文化，使得石造像变得华丽且构造复杂。
到了晚期时，石造像的人物形象风格渐变，清秀俊美，带着士人才子的韵味，且衣着也发生了变化。早期石造像的衣着是明显窄袖的鲜卑服饰，晚期时，变成了中原王朝的汉族服饰。人物形象也不再过于高大，趋于比例适中。
云冈石窟在雕造技艺上，借鉴继承和发展了秦汉时代石刻艺术的优秀技法，并且在此基础上选择性地吸收了印度犍陀罗艺术中的有益成份，融汇创造出具有云冈独特的多元文化的艺术风格，云冈石窟形象地记录了印度及中亚佛教艺术向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历史轨迹，多种佛教艺术造像风格（飞天，写实，南朝石刻的部分风格）在云冈石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融会贯通。
3、草原英雄变为纤弱的文人才子了
龙门石窟是孝文帝拓跋宏于太和十八年（公元年）迁都洛阳后修建的。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实行了一系列的汉化*策，影响了人们的审美观，生活方式以及石刻艺术风格，以至于龙门石窟与其他几个石窟不同。从文化归属性上来讲，龙门石窟应当算在汉文化体系（其他文化也有，但影响程度小，汉文化占大多数）。
北魏石造像在这里失去了云冈石窟造像粗犷、威严、雄健的特征，而生活气息逐渐变浓，具有一些世俗化的特征，趋向活泼、清秀、温和。而且龙门石窟的石造像，大多呈现脸部瘦长，身形瘦削，胸部平直的人物形象，衣纹的雕刻使用平直刀法，坚劲质朴。
可见，此时的造像渐渐脱离了印度希腊化佛教艺术和印度本土艺术风格的影响，呈现中国化的特征。的确，与云冈石窟相比，其艺术风格和石刻服饰及内在文化已发生了明显变化。
三、犍陀罗艺术为南北朝的石刻艺术注入了更多活力
佛教艺术造诣在东传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原石刻艺术的发展。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占领了包括犍陀罗在内的印度西北部地区，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希腊人在南亚，中亚建立了一些国家，例如汉朝时期的大夏。并且在亚洲断断续续地维持了两百多年的统治。
正因为这样，印度佛教文化多多少少受希腊文化的影响，从而产生了犍陀罗艺术风格，此风格偏向于古希腊古罗马的理性和写实主义。魏晋南北朝以来，犍陀罗艺术随着佛教东传，来到中国内地，其表现形式越来越明显。
北魏初期的雕像有明显的印度犍陀罗艺术风格的痕迹，衣饰贴体，衣服纹饰紧密有力，面部呈椭圆、宽额、高鼻、长眉、丰颐、严肃庄重，典型的欧洲理性主义风格。另外石窟形制、人物形象、画面布局，皆依犍陀罗、西域样式，人物皆梵像，典型的印度本土文化风格。
此种现象在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迁大量的凉州工匠（西域的周边地区受希腊化的犍陀罗艺术的影响更大，可能与佛教的传播路径有关）到平城，故而加深了希腊化的佛教艺术融入鲜卑文化艺术的可能。
随着后期北魏汉化程度的日益加深，也逐渐脱离由犍陀罗艺术控制的艺术局面，吸收了更多中原化的艺术特点。上述所讲的龙门石窟就是第一个脱离希腊化佛教艺术风格的石窟（当然不能绝对化，至少是中原文化因素盖过了希腊化佛教文化）。利于北魏脱离原来的艺术框架，使艺术形式、技巧等更加灵活化，便于石造像中人物特点的诠释。
结语：
南北朝石刻艺术并不是所谓的拿来主义，而是在借鉴的基础上吸收，在吸收的基础上融合的艺术过程。但这并不否认其石刻艺术形成是受外来文化的间接影响，实际上，真正灿烂且具有生命力的石刻艺术是往往是民族文化交融，碰撞的有机结果。也正因如此，南北朝时期的石刻艺术所内涵的文化底蕴绝非历史上寻常的石刻艺术可比，故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参考文献：《南史》、《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北史》。
